在皇權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穩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別的道德。于是，“寧殺三千，不放一個”就成為中國皇帝最執著的信條。康熙無疑也是一個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者。

靠不住的康熙

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張宏杰曾經寫過一篇關于吳三桂的長散文《無處收留》，我十分喜歡這篇散文。在這篇散文中，宏杰將康熙與吳三桂的沖突歸結為二者道德原則的沖突，他說：“一條噬咬舊主來取悅新人的狗，能讓人放心嗎？一個沒有任何道德原則的人，可以為功，更可以為禍。”

相比之下，“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環境下長大的，與從白山黑水走來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規而系統的漢文化教育。到了康熙這一代，愛新覺羅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說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關系。出于內心的道德信條，他不能對吳三桂當初的投奔抱理解態度，對于吳三桂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馬功勞，他也不存欣賞之意。對這位王爺的賣主求榮，他更是覺得無法接受。對這位功高權重的漢人王爺，他心底只有鄙薄、厭惡，還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精辟，深刻，卻不完全。

因為宏杰兄高估了康熙大帝的道德信條，后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康熙也并非一個道德的完人，相反，他同樣是一個過河拆橋、背信棄義的行家里手。

王輔臣本來是康熙派到甘肅去平叛吳三桂造反的，他卻因受到陜西經略莫洛欺壓，逼他陷入死地，造成部隊嘩變，憤而叛清，向莫洛軍營發起突然襲擊，莫洛被流彈打死。從平叛到反叛，王輔臣命運的戲劇性轉折讓康熙百思不解，急忙召見王輔臣的兒子、大理寺少卿王繼貞，劈頭一句話就是：“你父親反了！”

王輔臣是驍將，他的反叛，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戰略上，都給朝廷極大的打擊。康熙憂心忡忡地對大學士們說：“今王輔臣兵叛，人心震動，丑類乘機竊發，亦未可定。” 康熙不幸言中了，王輔臣的反叛，在陜甘引起連鎖反應，絕大多數地方將領都加入到反叛的行列。陜西是戰略要地，叛軍向南可與四川叛軍會合，向北可挺進中原，長驅直入帝都，而當時的清軍正云集在荊州，準備堵住吳三桂這股洪水，北京城虛空，大清王朝已命懸一線。

朝廷實在沒有力量再去對付王輔臣了，只能派了一些蒙古兵前往陜西征剿，天寒馬瘦，數千蒙古騎兵集結在鄂爾多斯草原上，整裝出發。但康熙深知，對王輔臣安撫為上，頻頻搖動橄欖枝，以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他不僅派人前往王輔臣營中，讓他傳達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王輔臣的兒子王繼貞都派了過去，臨行來還叮囑他：“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貞，決不至于做出謀反的事。大概是經略莫洛不善于調解和撫慰，才有平涼兵嘩變，脅迫你父不得不從叛。你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無罪，殺經略莫洛，罪在眾人。你父應竭力約束部下，破賊立功，朕赦免一切罪過，決不食言！”

送走了王繼貞，康熙的心里還是忐忑不定。他在昭仁殿里徘徊苦思，然后走到紫檀長案前，提筆給王輔貞寫了一封信：

去冬吳逆叛變，所在人心懷疑觀望，實在不少。你獨首創忠義，揭舉逆札，擒捕逆使，差遣你子王繼貞馳奏。朕召見你子，當面詢問情況，愈知你忠誠純正篤厚，果然不負朕，知疾風勁草，于此一現！其后，你奏請進京覲見，面陳方略。聯以你一向忠誠，深為倚信，而且邊疆要地，正需你彈壓，因此未讓你來京。經略莫洛奏請率你入蜀。朕以為你與莫洛和衷共濟，彼此毫無嫌疑，故命你同往再建功勛。直到此次兵變之后，面詢你子，始知莫洛對你心懷私隙，頗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這是朕知人不明，使你變遭意外，不能申訴忠貞，責任在于朕，你有何罪！朕對于你，“誼則君臣，情同父子”，任信出自內心，恩重于河山。以朕如此眷眷于你，知你必不負朕啊！至于你所屬官兵，被調進川，征戍困苦，行役艱辛，朕亦悉知。

今事變起于倉促，實出于不得已。朕惟有加以矜恤，并無譴責。剛剛發下諭旨，令陜西督撫，招徠安排，并已遣還你子，代為傳達朕意。惟恐你還猶豫，因之再特頒發一專敕，你果真不忘累朝恩眷，不負你平日的忠貞，幡然悔悟，收攏所屬官兵，各歸營伍，即令你率領，仍回平涼，原任職不變。已往之事，一概從寬赦免。或許經略莫洛，別有變故，亦系兵卒一時激憤所致，朕并不追究。朕推心置腹，決不食言。你切勿心存疑慮畏懼，幸負朕篤念舊勛之意。

這封信聲情并茂，王輔臣的骨頭再硬，當然抵御不了皇帝的催淚攻勢，史書記載，皇帝敕書一到，王輔臣就率領眾將“恭設香案，跪聽宣讀”，向北京的方向，長哭不已。

幾經周折之后，王輔臣決定歸降大清。這一捷報飛報北京，康熙臉上立刻露出喜悅之色，宣布將王輔臣官復原職，加太子太保，提升為“靖冠將軍”，命他“立功贖罪”，部下將吏也一律赦免。

然而，康熙最終還是食言了，吳三桂死后，康熙并沒有忘記對王輔臣秋后算賬，康熙二十年盛夏，正當清軍如潮水般把昆明城團團包圍的時刻，王輔臣突然接到康熙的詔書，命他入京“陛見”，他知道，兔死狗烹的時候到了，從漢中抵達西安后，與部下飲酒，飲至夜半，老淚縱橫地說：“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于刑場，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繩自縊、用藥毒死，都會留下痕跡，將連累經略圖海，還連累總督、巡撫和你們。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極醉，不省人事，你們捆住我手腳，用一張紙蒙著我的臉，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樣。你們就以‘痰厥暴死’報告，可保無事。” 聽了他的話，部下們痛哭失聲，勸說他不要自尋死路，王輔臣大怒，要拔劍自刎，部下只能依計行事，在他醉后，把一層一層的白紙沾濕，敷在他的臉上，看著那薄薄的紙頁如同青蛙的肚皮一樣起伏鼓蕩，直到它一點點沉落下來，王輔臣的臉上，風平浪靜。

王輔臣不露痕跡地死了，朝廷只能既往不咎。他以這樣不露痕跡的“病死”假象蒙蔽了康熙，使他逃過了斬首，也保全了自己的全家和部下不被抄斬，但其他降清將領就沒有他幸運了。

康熙“赦免一切罪過，決不食言”的莊嚴許諾言猶在耳，轉眼就是一場殘酷的血洗，康熙的道德信條，顯然也是牢不住的。在皇權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穩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別的道德。于是，“寧殺三千，不放一個”就成為中國皇帝最執著的信條。康熙無疑也是一個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