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向西方學到的，只是先進的軍事管理經驗，卻始終沒學會政治游戲規則。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儀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權術和眼前利益，見識遠不如封建時代的曹操。他是傳統與現代交替的特殊歷史環境造就的一介失敗奸雄。

袁世凱自小站練兵起家，創建北洋新式陸軍，是繼晚清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頑固派看來，他是一個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

戊戌變法之初，袁氏也曾經附和過。變法岌岌可危之際，由于他是新進能臣，又手握精銳，從光緒皇帝到維新派，無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譚嗣同深夜密訪的故事。如果袁某人按照對譚氏的承諾，殺榮祿、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權力，致變法成功，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許不亞于日本的西鄉隆盛。

但袁世凱是小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為保個人名位，他出賣六君子，致變法失敗。以維新志士的鮮血染紅頂子，卻失去了一次在歷史上的正面地位。

辛亥革命時，袁世凱又再度面臨歷史機遇。這次他夤緣時會，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如果沿著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憲帝制，其在民國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許僅次于孫中山，或相當于美國的杰弗遜，也未可知。

其時民智未開，群眾沒有公民意識，議員選舉舞弊甚多，國會黨派紛爭不斷。對于民主共和，老百姓還不習慣，袁大總統當然更不喜歡，希望自己一人說了算。暗殺宋教仁、鎮壓“二次革命”，當上終身大總統還不夠——他想君臨天下。

于是請出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兩位國際知名的憲法學權威，考證比較中外政治制度。這兩位是嚴肅的學者，特別是古博士一貫認為：一個國家究應采何種國體，應與本國的歷史習慣與經濟狀況相宜。他在《共和與君主論》中說：“中國數千年以來，狃于君主獨裁之統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但洋博士對國人影響有限，敲過開場鑼鼓，還得讓本國的學者名流唱戲。

知識分子無恥起來，與娼妓無異。“曠代逸才”楊度寫了《君憲救國論》，又發起“籌安會”，想搶一個“開國元勛”的地位。他拉輿論界“驕子”梁啟超做共同發起人不成，又耍了一點小伎倆，對大學者嚴復說，有學問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對，蒙騙嚴氏上了賊船，于是全國掀起了復辟帝制的輿論總動員。

返觀20世紀中國歷史，袁氏失敗后，民主共和制度為何長期有名無實，確有研究之必要。以當時民智國情，主張君主立憲或許不是全無道理。清室立憲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擁戴孫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絕了。在這個東方大國里，換了別人或許還可主張一下君憲，惟獨袁大總統不行。

袁世凱身為清廷第一重臣，從孤兒寡婦手里奪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國大總統，本來不夠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環縈繞，在歷史上還算站得住。此時又出爾反爾，要廢除共和稱孤道寡。盡管是做“立憲”皇帝，但無論從封建君臣倫理到民主游戲規則，均屬背信棄義，道德上已處于兩難境地。自古無信不立，當時討伐他的檄文中有“既為清室之罪人，復為民國之叛逆”一語，就是明證。

主張共和的各派反對他，前清的遺老唾棄他，連同享富貴的北洋袍澤也開始離心離德，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都不愿向老長官叩首稱臣。但袁世凱貪戀權位，愛聽對擴張權力有利的話，最終喪失了對形勢的判斷力。他能聽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團體”的勸進聲。長子克定夢想當“儲君”，單獨偽造“擁護帝制”的《順天時報》送上案頭，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蔡鍔起兵護法，各省紛紛獨立，袁的“皇帝夢”才被驚醒，但已徹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聲稱本不想當皇帝，實行君憲是為救國家犧牲自己;稱帝未成，被迫宣布撤銷帝制;又戀棧不去，回頭想繼續當民國的終身大總統。人居然能厚顏無恥到這種地步，無非是出于一人一家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閑之輩，也不是沒有一點新知識，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個新舊之間的人物。其向西方學到的，只是先進的軍事管理經驗，卻始終沒學會政治游戲規則。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儀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權術和眼前利益，見識遠不如封建時代的曹操。他是傳統與現代交替的特殊歷史環境造就的一介失敗奸雄。

袁世凱背上千古罵名，彌留之際最后一句話是：“他害了我”。學者們反復考證所指“害”他者為誰，有說“二陳湯”的(指袁氏親信陳樹藩、陳和湯薌銘宣布獨立)，有說袁克定的，雖莫衷一是，但都在最親近者的范圍內。

數十年機關算盡，靠欺騙民意登上極峰;又被偽造的民意捧殺，八十三天就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可謂現世現報。

歷史本不在乎當事者的人品，有時也能將小人推上前臺，遂成豎子之名。只要大節不虧，盡可安貴尊榮度過一生。

偽臨朝袁氏者，小人也。從小不愛讀圣賢書，不明春秋大義，到老更不知珍惜自己的歷史地位。歷史能給一個人兩次大機會，已是特殊眷顧，他卻欲壑難填，連“見好就收”的民間常理都忘記了。

分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又何怨他人？

本文原載于《炎黃春秋》2004年第4期，原標題為“袁世凱的兩次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