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謙之（1899—1972），福建福州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1921年到杭州兜率寺出家學佛。1929年東渡日本，從事歷史哲學研究。1932年至1951年任中山大學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喜歡怪才。在他看來，一個時代的好壞，可以用怪才數量的多少來衡量。在《論自由》中，密爾說：“一個社會中怪癖性的數量一般總是和那個社會中所含天才異稟、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獨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正是這個時代的主要危險。”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是一個怪才頻出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產生了千奇百怪的人，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朱謙之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怪人。

不要學位，要學問

1920年3月26日，北大教授胡適收到一個叫朱謙之的學生的信。信很短，怪學生朱謙之寫道：“我現在自決，從此以后不受任何等被動的考試了。因此很對不住先生，望先生原諒。”

朱謙之覺得考試是一種灌輸式的壓迫教育，決定放棄北大學位，反抗壓迫人的考試制度。此后不久，朱謙之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發表了《反抗“考試”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寫道：

杜威先生說：現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記憶，注重背誦，注重考試。因為把知識看作可以灌來灌去的現成東西，所以用蠻記的法子灌進去，又用背書和考試的法子，來看究竟灌進去了沒有？來看那些被灌的兒童是否也能像先生的樣子把裝進去的東西拿出來擺架子了？美國有一種農家，養雞鴨出賣，賣的時候，常常把雞鴨吃得飽飽的，可以多賣一點錢，但是雞鴨喂飽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們特地造一種管子，伸進雞鴨喉嚨里，但把食物硬灌下去，使他們更胖更重。現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裝物到雞鴨肚子里去的方法。考試的方法就好像農夫用秤稱雞鴨的重量，看他們已經裝夠了沒有？

我朱謙之因受了這種啟發，現在是宣告不受任何等的“稱雞鴨式”底考試了。

朱謙之對通過灌輸方式來考察學生的做法深惡痛絕，為反抗這種教育模式，他再也不去參加任何科目的考試，主動放棄學位。

這一時期的朱謙之，讓他頗感困難的是生計問題。一個窮學生，在生計都有問題的情形下，身在北大卻不要學位，儼然一個怪人。但胡適似乎特別青睞這個怪人，特意幫助朱謙之找了一份半工半讀的工作。朱謙之雖然不要學位，但對學問卻非常看重。他經常去聽胡適的課，聽完之后，還時不時到胡適家中請教。此時的朱謙之，對周易哲學有很大興趣，此外，對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思想也感興趣。杜威來華時，他特地將杜威的哲學書系統地看過一遍，并寫了一篇評論杜威哲學的文章。文章寫成后，還特地給胡適郵寄了一份。

雖然朱謙之熱愛學問，但學問畢竟不能當飯吃。他雖然有一肚子學問，但依然生活艱難。窮困的人容易產生仇富的沖動，而要實現均貧富的夢想，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革命。這一時期的朱謙之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

智識即罪惡

朱謙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統治下的笨警察沒有抓住朱謙之，倒錯把他的朋友給抓起來了。聽聞此消息，悲憤交加的朱謙之二話不說就去投案自首了。從這一點很可以看出朱謙之作為革命者的仗義。

朱謙之總喜歡替人承擔罪責。1921年，胡適的朋友謝楚楨寫了一本《白話詩研究集》，希望胡適幫忙推薦一下。胡適翻看之后，覺得寫得很差，拒絕了謝楚楨。后來，易君左等人卻對這本書極盡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師學生蘇梅在看過這本書之后，寫了一篇文章來批評，結果卻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謾罵。一向愛管閑事的胡適忍不住批評了易君左。因為謾罵蘇梅的文章是用筆名寫的，易君左等人否認文章是自己寫的。

為調和胡適、蘇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謙之特地找到胡適，非要給自己背上這個黑鍋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今晚朱謙之君來，問我能否不登那個啟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訴他，他就不勸我了。他又說，‘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臨走時登一廣告，說（嗚呼蘇梅）是我做的’。我勸他不要如此，因為這雖是仗義，其實是虛偽。他合十贊成，就去了。”在胡適的勸說下，朱謙之最終沒有登廣告。

這一時期，在跟胡適來往的時候，朱謙之極力勸說胡適出來革命。當朱謙之投案自首，進了警察廳之后，警察問起他跟胡適的關系時，他還為胡適不參加革命而耿耿于懷。胡適曾在日記中記述：“到編譯所，朱謙之與郭沫若來談。謙之見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大喜，以為我的思想變了。謙之向來希望我出來做革命的事業，我不贊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廳說他曾勸我革命，但我不贊成。此語外人以為是假的，其實是實有的事。”

朱謙之希望胡適出來領導革命，遭到拒絕，朱謙之為此無比郁悶。不過，作為革命者的朱謙之，對于知識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此前，反抗考試制度的朱謙之，只是反抗壓迫人的考試，并不反對知識。他不僅不反對知識，他還是知識的熱烈追求者。成為革命者之后，朱謙之對知識卻充滿仇視。朱謙之在1921年發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義》一文中說：“知識就是贓物……由知識私有制所發生的罪惡看來，知識最贓物，即就知識本身的道理說，也只是贓物，故我反對知識，是反對知識本身，而廢止知識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簡直取消知識，因為知識是贓物，所以知識的所有者，無論為何形式，都不過盜賊罷了。”他還說：“知識就是罪惡——知識發達一步，罪惡也跟他前進一步。”

朱謙之的這個觀點似乎并沒有引起胡適的重視，不過卻遭到胡適的同路人魯迅的迎頭痛擊。看到這篇文章后，魯迅寫下《智識即罪惡》一文，諷刺了朱謙之的觀點。實際上，朱謙之的觀點在當時有一定代表性。這一點上，瞿秋白與朱謙之是一致的。

被“反智論”吞噬了自己

作為知識分子，朱謙之學問欲極強，致力于知識的追求；作為革命者，朱謙之則主張“智識即罪惡”。他的命運，似乎就隱藏在這一自相矛盾的觀點中。

在給胡適的信中，朱謙之雖然反抗考試制度，但他卻是用功于學問的知識分子。而當他從知識分子轉化為革命者時，對平等的追求，導致了他“智識即罪惡”的觀點。在朱謙之看來，有的人有智識，有的人沒有智識，這導致了人類的不平等。如果追求平等，那些接受過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與沒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在人生起點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從這一思路出發，他沒有致力于讓那些沒有受教育的人去接受教育，而是認為智識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原因，因而也就成了罪惡的源泉。他與瞿秋白的這一觀點，帶有濃厚的“反智論”色彩。如果智識即罪惡，那么擁有智識的人是不是也充滿罪惡呢？如果智識即罪惡，那么是不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呢？從這一點出發，知識分子的“原罪論”呼之欲出。朱謙之的矛盾之處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