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1894-1961），京劇藝壇翹楚。在近60年藝術實踐中，他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影響很廣，世稱“梅派”，列“四大名旦”之首，被旦行尊為“一代宗師”。

魯迅是著名作家，1933年初，魯迅與梅蘭芳除了在上海共同出席過一次歡迎英國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蕭伯納的聚會外，以后并沒有任何接觸與往來，可以說兩人關系是“素昧平生”，按理是不應存在什么歷史夙怨的。但在20世紀50年代，北京舉行關于紀念魯迅的誕辰與忌辰的活動集會中，作為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的梅蘭芳卻很少出席，有時即使應邀也十分勉強，往往是遲到早退，在會上從來不講話，不談論魯迅的事。

為何“一代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對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態度如此冷漠，這究竟是什么原因？

（一）

這得從魯迅少年時對京劇特別厭惡談起。

最早見于他于1922年12月發表在《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十二號的《社戲》。在這篇散文體小說中，魯迅直言不諱地說，在20年間“只看過兩回中國戲（指京劇）”，給他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似乎這戲太不好”，“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老生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實在“使我省悟到在這里（指戲臺下）不適于生存了”。“這一夜，就是我對于中國戲（指京劇）告了別的一夜，即使偶爾經過戲園，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小說中又說：“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是關于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仿佛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應于劇場……我當時覺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云云。從上述可見，魯迅在少年時代對京劇就是特別厭惡的。

后來到青年時代，魯迅仍然十分討厭京劇。他認為京劇是“玩把戲”的“百衲體”，“毫無美學價值”可言。據魯迅的好友、左聯作家郁達夫的《回憶錄》中透露：“在上海時，我有一次談到了茅盾、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不料，“他（指魯迅）根本就不贊成”，并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了，這樣行嗎？”對于人們一致公認的京劇表演中的“象征藝術”，魯迅卻極力反對。他認為京劇“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征？他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表開門之外，哪里還有什么說不出、做不出的意義”？

如果說魯迅僅是對京劇藝術的厭惡與否定，那也就罷了。問題是他多次撰文對梅蘭芳指名道姓地進行尖刻的抨擊，以致梅蘭芳在魯迅死后、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仍耿耿于懷，無法釋怨，并在一些紀念魯迅的公開場合上，以沉默、冷漠的態度對待之。

（二）

魯迅曾寫了一篇《論照相之類》的文章，語言十分刻薄，充滿嘲弄、挖苦，對“素昧平生”的梅蘭芳進行攻擊。魯迅認為梅蘭芳飾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魯迅尖刻、挖苦地說：“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異性大抵相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愛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里，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任憑那些捏錘鑿、調彩色、弄墨水的人跋扈。”

魯迅在1934年6月4日又寫了一篇題為《拿來主義》的文章，收入《且介亭雜文》中。該文對梅蘭芳擬應邀赴蘇聯演出，進行文化交流一事，給予無情的抨擊。文中說：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后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此后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里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系，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接著是魯迅在1934年11月5-6日兩天，在《中華時報·動向》上又發表猛烈抨擊梅蘭芳京劇藝術的文章，題名為《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令人費解的是，這是梅蘭芳在美國演出成功載譽歸國，受到國人空前熱烈歡迎與祝賀之后不久的日子里，魯迅在百忙與疾病纏身中撰寫的挖苦、抨擊梅蘭芳的評論文章。魯迅在文中說：“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為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他們的手，這東西就要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著余光。梅蘭芳游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然沒有想到從玻璃罩里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

（三）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一文見報后，無疑給梅蘭芳當頭潑了一瓢冷水，氣得他啼笑皆非，無言以對。因為魯迅沒有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張沛”發表的，當時梅蘭芳正準備赴蘇聯演出，顧不上去打聽“張沛”究竟何許人也？不過，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何況報界編輯、記者中，梅蘭芳也有不少朋友。而且在舊中國時代，還有人專門以從事“包打聽”為業。只要肯花費點兒錢，自然有人將“張沛”的真實姓名透露給梅蘭芳。當梅蘭芳得知“張沛”原來竟是文豪魯迅時，他驚呆了，百思不得其解，他與魯迅除了在歡迎英國文豪蕭伯納時見過一面外，從沒有再打過交道，更無恩怨可言，為何魯迅先生不敢用真名實姓發表而采用如此“尖刻”文字、無情嘲弄來抨擊自己呢？梅蘭芳知道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擁有的地位，自己根本無法在論戰中同魯迅抗衡，更何況當時魯迅也已辭世。梅蘭芳實在無可奈何，于是也就采取以“沉默”和“冷漠”對待魯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