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揚李世民，其次肯定的就是魏征。不論是李世民還是魏征，因為共同對創造貞觀之治做出了杰出貢獻，君臣關系作為典范載入史冊，千古流芳。

性情耿直經國之才

魏征，河北巨鹿人。魏征先是參加了李密的瓦崗軍，后來幾經周轉歸順了唐朝，進入太子李建成的東宮任職，又陷入到太子之爭的旋渦中，最后李建成被殺，魏征被唐太宗收服，并得到重用。于是魏征的滿腔抱負，幾經輾轉，終于在貞觀時代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舊唐書·魏征傳》說魏征其貌不揚，素有膽智，每每進諫，觸怒龍顏，他卻面不改色。魏征有經國之才，性情耿直，無所屈撓。太宗和他議政，往往欣然接納他的意見。魏征也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魏征的成功，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應該重視。

（一）他來自民間，深知民間疾苦，更能了解百姓心思。

（二）他博覽群書，對《春秋》公羊學最有研究，對于“以德化民”的理論和實踐，有很高的熱情和很強的信心。

（三）他性格剛直，不屈不撓。

（四）他有膽量更有智慧，不僅有進諫的熱情，還掌握了進諫的技巧。

魏征進諫，是一千多年以來的一段佳話。我們可以用三句話概括魏征的進諫：敢于進諫、善于進諫、能夠進諫。

貞觀元年，右仆射封德彝為檢點使，檢點府兵。當時兵力不足，封德彝提了個建議，要把十八歲以上的中男，也檢點入軍。形勢所需，皇帝就同意了封德彝的建議。敕書發出三四次，魏征堅持不簽署。不但不簽署，還要上奏，提出自己的反對理由，大概就是中男身體還沒有長成之類。封德彝也不示弱，說中男也有長得很強壯的。太宗于是大怒，繼續出敕，魏征還是不簽署。唐太宗沒有辦法，只好把魏征和門下省負責人王珪都招來開會。太宗聲色俱厲地說：“中男要是身形矮小，自然不會點入軍中。若體貌魁偉，當然可以征發。你這么固執，簡直不可理喻！”魏征正色說道：“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魏征是從國家更長遠的利益來看待這個征兵問題，你不能把年輕人都點了兵，都點了兵，賦稅怎么辦？以后再需要征兵怎么辦？你不能把人力一下子用完啊。國家治理要有長遠規劃，不能只看眼前啊。道理很簡單，一討論就明白了。皇帝就立刻下令，禁止下發這個文件。最終，皇帝被魏征說服，并獎賞魏征和王珪。

魏征敢于如此堅持，因為他站得高看得遠，所以他的話才有說服力。

寓貶于褒有理有節

魏征不僅敢于提意見，而且善于提意見。他能把道理說清說透，還善于因勢利導，充分利用表揚的方式達到幫助皇帝改正錯誤的目的。

貞觀七年，蜀王妃的父親楊譽在官衙內競婢犯法，相關的官員都官郎中薛仁方把楊譽扣押起來調查，但是還沒有最后提出處分。楊譽的兒子是千牛衛士，在皇帝身邊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于是向皇帝申訴說：“按規定，五品以上官員沒犯特別罪行不能被扣押，但是我父親因為是國親，所以受到非法待遇，不知道要被扣押到什么年月。”皇帝一聽，自尊心大受傷害，命令將薛仁方杖一百，解除所有官職。楊譽兒子告狀，明顯是在挑撥，普通官員哪里敢專門跟皇帝親戚作對。皇帝感情用事，竟然聽不出這里面的問題。還是魏征出來講話了，他說：“城狐和社鼠都不強大，只是因為它們有所憑恃，所以清除起來很不容易。何況世家貴戚，從來號稱難治，漢、晉以來，朝廷對他們都沒有辦法。武德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很驕縱，自從陛下登極以來，剛有所收斂。薛仁方既是國家的公務人員，能為國家守法已經難能可貴，怎么可以隨便妄加刑罰到他的身上，讓這些外戚的私心得逞呢？這個口子一開，今后一定萬端爭起，到時候您必然后悔，可是那時就來不及了。自古以來，能禁斷這樣的事情，只有陛下一人而已。防微杜漸，是國家正常的方法，怎么可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毀堤防？”唐太宗聽后，馬上接受了魏征的意見。

我們看到，魏征批評皇帝的做法，是以表揚為前提的。“自古能禁斷此事，唯陛下一人。”這樣說，有利于皇帝改正錯誤，不會讓皇帝發生誤解。寓批評于表揚之中，容易讓皇帝接受，畢竟皇帝只有接受之后才能改正錯誤。同時，魏征提起武德時期外戚橫行的往事，那是因為唐太宗對此親身經歷過，感觸良深，所以更容易對眼前的問題有所認識。魏征進諫，從立意到證據到勸說角度，都有完好的搭配。既有利于國家未來發展，又有利于皇帝思考，最后有利于皇帝改正。當唐太宗表揚魏征的時候，魏征都一定強調，是皇帝引導求諫，所以才敢于進諫。魏征這樣強調，一方面是事實，另一方面是為了突出皇上。這種突出，當然不是拍馬，而是給皇帝以鼓勵，保證皇帝在正確的方向上繼續前進。

魏征被譽為良臣，這是有來歷的。

貞觀六年（或作二年），征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征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計。”乃賜絹二百匹。

在這里，魏征辨明良臣與忠臣的區別。良臣當然有忠臣的稟賦和特性，但是兩者下場完全不同。忠臣雖然獲得美名，但是身死國滅，君主擔當大惡之名。良臣是與君主、國家同榮，子孫傳世，福祿無疆。這是魏征的心聲，他不愿意得一己之名，而希望是與君主、國家共同榮光。我們很高興地看到，魏征的一生證明，他的這個愿望確實實現了。

明察秋毫防微杜漸

魏征善于從長遠觀察眼前，善于因小見大，重視防微杜漸。

關于征兵問題，封德彝的想法是只顧眼前利益，而魏征堅持長遠利益；關于李泰的問題，魏征則看到防微杜漸的必要性。

貞觀十年，因為皇帝很喜歡越王李泰（后來轉封魏王），而李泰企圖用皇上來壓制大臣，特別是魏征等，他就向皇帝反映，大臣輕蔑親王。皇帝對眾大臣動怒：當初隋文帝的時候，親王多厲害啊，所有的大臣都遭受過親王的侮辱。我自然不會讓我兒子這樣，不會縱容他們，但是你們敢如此不尊敬他！皇帝龍顏大怒，房玄齡等嚇得戰栗拜謝。只有魏征顏色不改，凜然而諫，指出沒有人敢于輕蔑越王。按照儒家的理論，大臣跟親王是一個級別的，大臣是為國家工作，皇帝禮待大臣是應該的，大臣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對，也不容許親王來侮辱他們。隋朝的例證是負面的，不足掛齒。魏征的聲音甚至比皇帝還大。他說，如果我們現在處于無道的時代，別說親王，誰都可以橫行霸道，可是我們現在是一個開明的時代，有一位有道明君在指揮我們，我們怎么能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呢？太宗聽了魏征的話，立刻服氣了，說魏征“言語理到，不可不服”，我那是私愛，他講的是公法。于是下令三品以上的大臣，見親王不必下車行禮。結果房玄齡等人受到太宗的責難，魏征獲得獎賞。魏征能把道理說透，當然能夠服人。

魏征還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地方。

貞觀十五年，朝廷遣使者到西域冊立葉護可汗，為了節約成本，又讓使者順路到各國購買馬匹。魏征又出來提意見了，說這樣做是得不償失。西域可汗冊立是大事，使者專門前往說明朝廷重視。結果使者又去買馬，會讓西域各國誤以為冊立可汗是順路的，可汗是不被重視的。以后朝廷在西域的威信勢必受到影響。只要跟西域關系良好，馬匹還不是小問題嗎？西域甚至會主動來奉獻駿馬的。唐太宗只注意節約成本，讓冊立可汗的使者一身二任，沒有魏征看得全面，沒有看到這種“節約”的害處。一經指出，太宗立刻明白了，馬上命令停止購馬。

我們常說藝高人膽大，魏征因為總能站得高看得遠，能在別人沒有感覺的地方發現問題，所以總給人以特別的印象，好像是膽量大，敢說話。其實，能夠看清楚問題的各個方面，注意從不同角度提出看法，這是一種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基本立場。

恥君不如堯舜

魏征是貞觀時期的重臣，對貞觀之治多有貢獻。他做事認真，有責任心，辦事能力強。他還善于寫文章，抒發心中的遠大理想，所謂“恥君不如堯舜”，就是這種理想的寫照。綜合魏征的貢獻，以下方面最為重要。

第一、貞觀定策，魏征是設計師。太宗曾經對長孫無忌等人說過：“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征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這段話證明，李世民即位之初，關于如何治理天下問題爭論不休，很多人上書建議使用霸道之術。而只有魏征依然堅持以德化民。而唐太宗最終采納了魏征的建議，這使得魏征成為貞觀之治的設計師。

第二、魏征是唐太宗的帝師。在貞觀群臣中，對唐太宗影響最大的人，就是魏征。

唐太宗說：“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后，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對于臣下的功勞，唐太宗說法很具體，貞觀以前房玄齡功勞最大。貞觀以后，魏征功勞最大。具體的功勞是幫助皇帝：盡心盡職地獻計獻策，幫助我安邦定國，成就我今天的事業，為天下人所稱贊，只有魏征一人。比起古代名臣，魏征一點都不差。

唐太宗有一次對魏征說：“玉雖有美質，在于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李世民把自己比喻為玉石，而魏征為良工。唐太宗這個說法，就是很明白地承認魏征是自己的思想導師。

不僅太宗這樣看，在其他大臣的眼中，魏征也確實每以培養帝王為己任。王珪的一個著名的說法，魏征“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

貞觀二年，房玄齡、魏征、李靖、溫彥博，戴胄與王珪共同管理國政，一次大家陪同皇帝赴宴，太宗對王珪說：“你見識精準，善于言談，從房玄齡以下，都評論一番。你也說說自己與大家誰更賢能？”王珪回答說：“一心為國，知無不為，我不如房玄齡。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我不如魏征。文武之才兼備，出將入相，我不如李靖。奏事詳明，辦事公允，我不如溫彥博。處理繁重事務，條理分明，我不如戴胄。如果說抨擊丑惡，弘揚道德，嫉惡好善，我跟各位相比，也有一日之長。”太宗表示贊同，大家也認為符合自己的想法，是確切的言論。

大臣之間，相互品評，實事求是，這種景象多么愜意。而太宗和大家都同意王珪的說法。這就是說，不僅李世民認為魏征是自己的導師，大臣們也認可魏征的這種角色，承認魏征經常以皇帝為自己的工作對象。他對自己君主的要求是很高的，是以堯舜為榜樣的，如果自己的君主不如堯舜，他會感到羞恥的。

就唐太宗而言，魏征是他十分需要的。貞觀八年，太宗決定向全國各地派遣大使，檢查工作，不合格的官員可以就地免職，所以使者的名稱叫做“黜陟使”。這是監督地方工作的重要舉措，而畿內道（以長安為中心的京畿地區），還沒有合適的人選。唐太宗很重視，問房玄齡等：“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仆射李靖說：“畿內事大，非魏征莫可。”李靖這么一說，太宗立刻不高興了，臉色忽然陰沉下來說：“我正準備去九成宮，這事也不小，怎么可以在這個時候派遣魏征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要跟他分離，因為他能看到我的是非得失。你們能改正我嗎？為什么要說出這樣的話，太沒有道理。”最后呢？最后派李靖充使畿內道。

貞觀十七年，魏征病重，皇帝帶領太子再次來看魏征，看見魏征病情如此嚴重，皇帝撫摸著魏征失聲痛哭。有一天，皇帝夜里睡夢中見到了穿戴整齊的魏征，太宗猛然醒來，有人來報告，鄭國公魏征去了。君臣之間，竟然如此感應。魏征去世，唐太宗感到損失巨大。太宗說出了一段響徹千古的名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說了這番話以后，太宗哭了很久。魏征是唐太宗知道得失的一面鏡子，現在魏征去了，以后誰來提醒皇帝的政策得失呢。太宗對此真的沒有把握。

君臣情感如此，如何不令人感動。

沒有人是天生的皇帝，更沒有人是天生的好皇帝。所有的皇帝，都有自己的成長史。幫助皇帝成長的就是他身邊的大臣們。唐太宗成長為一個偉大政治家，千古傳頌，對他幫助最大的就是魏征。唐太宗很幸運遇到了魏征，魏征更幸運遇到了唐太宗。他們相輔相成，共同創造了貞觀之治，共同為中國人創造了一段永遠值得驕傲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