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民族樂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僅從己出土的文物可證實：遠在先秦時期，就有了多種多樣的樂器。如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仰韶文化遺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塤，河南安陽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入葬)出土的編鐘、編磬、懸鼓、建鼓、枹鼓、排簫、笙、箎、瑟等等。這些古樂器向人們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力。

古樂器一般都具有雙重功能——表現性和實用性。即是說這些樂器既是表現音樂的工具，又是勞動生產的工具，或是生活用具。如在《呂氏春秋·古樂篇》中記載有：“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文中所說用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而成鼓。而“拊石擊石”則是先民們將狩獵的石器，敲擊成聲，以伴奏化裝成百獸的原始舞蹈。又在《漢書·楊惲傳》：“酒后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這一記載，描述了人們酒后興趣大發，一面敲擊盛酒用的器皿缶，一面仰天歌唱。古時的石磬可能導源于某種片狀石制工具。可以這樣設想，先氏們在長期勞動過程中，逐漸發現某種石制片狀工具能夠發聲，可以作為樂器，于是發明了磬。

樂器的實用性不僅表現在某些樂器原來是生產工具或生活用器，并且人們用它們來傳遞一些特定的生活信息。如擊鼓出征、鳴金收陣、晨鐘暮鼓、打更報時、鳴鑼開道、擊鼓升堂等。在中國有些少數民族至今仍保留著以吹奏口弦傳遞愛情的信息，口弦成了表達愛情的工具和信物。

樂器的發展與社會生產力的發達和提高有著密切的關系。由石磬演變成金屬的磬和出現金屬的鐘，在石器時代是絕無可能，只有當人類掌握了較高的冶煉技術才成。也只有當養蠶業和繅絲業的發明和發展，才可能產生“絲附木上”的琴、瑟、箏。

先秦時期的樂器，見于文獻記載的有近70種。僅在《詩經》一書中提及的即有29種，打擊樂器有鼓、鐘、鉦、磬、缶、鈴等21種，吹奏樂器有簫、管、塤、笙等6種，彈弦樂器有琴、瑟等2種。由于樂器品種的大大增加，于是在周代時產生了根據制作樂器的不同材料而分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類，稱作“八音”分類法。

自秦漢以來，又不斷涌現出新樂器。如秦時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彈弦樂器——“百姓弦鼗而鼓之”。弦鼗是一種圓形音箱、直柄的琵琶，后至漢代發展成四弦十二柱的“漢琵琶”，又稱“阮咸”。漢族是一個善于吸收的民族，自漢以來，廣泛吸收了大量的外來樂器。如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時張騫通西域時傳入的橫吹(亦稱橫笛);漢靈帝時傳入豎箜篌(曾稱胡箜篌;約在公元350年前后的東晉時，從新疆、甘肅一帶傳入了“曲項琵琶”，明代傳入了揚琴和嗩吶等。這些外來樂器，經過不斷地改進，使它們逐漸成為中國民族樂器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員。

在漢族樂器發展史中，值得注意的是拉弦樂器的出現大大晚于打擊樂器、吹管樂器和彈弦樂器。據文獻記載，唐代(公元618—907年)才出現以竹片軋之的“軋箏”和“奚琴”(在宋時作“嵇琴”)。宋時的嵇琴用馬尾弓拉奏，并出現了“胡琴”的名稱。如宋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云：“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如怨單于。”自元代之后，在奚琴、胡琴的基礎上發展成各種類型的拉弦樂器。

中國的“吹、打、彈、拉”四大類樂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階段。新中國成立后，對傳承樂器的音質不純、音律不統一、音量不平衡、轉調不方便、固定音高樂器之間的音高標準不統一、在綜合樂隊中缺少中低音樂器等不足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并涌現了許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