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婚外性的原因，各方學者的觀點不一，筆者傾向于認為婚外性行為是以下幾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美國學者馬爾庫塞認為，文明的進步與負罪感的增強有關，他提出“文明進步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由負罪感的增強而導致的幸福喪失”。然而，這一理論在中國似乎不那么成立了，很多中國人對于自己的行為基本不會產生負罪感。這是因為中西文化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信仰。因為這里面有一種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純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會行為規范。這些社會規范有些演變成法律，有些沒有，但是這些規范都被人們從內心中服從著。

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長久以來儒家學說一直占統治地位，“禮治”是制約中國人言行的主要規范。

由此可見，西方人重視內心約束，而中國人重視外部約束。在西方人行為中有信仰及負罪感來約束的部分，中國卻更多地由社會交往的規范來約束。因此，在婚外戀方面，中國人感到的壓力更多地來自外部———家庭關系的壓力、社會輿論的壓力、行政處分的壓力等等。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西方人婚外戀就會少，而中國人雖然較少受到內心的折磨，卻懾于社會行為規范的壓力而不敢輕舉妄動，對于中國人來說，社會懲罰是制約其婚外性行為的關鍵因素。

社會學家認為，歷史上的非道德主義往往出現在社會結構大動蕩的時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尚未完整地確立其自身形態。一元化價值模式瓦解，社會結構處于高度的分化與整合過程中，社會結構中缺乏傳統主體文化價值的有力支撐，必然會導致人的行為無序與道德滑坡。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封閉的流動性非常差的小農社會，一個人一旦做出諸如婚外性行為的越軌之舉，那么他所生活的村莊或社區里的人都會知道，通常情況下他會受到當地族規或村規的嚴懲。即使能躲過懲罰，也必將導致他社會地位的下降，而且他也會喪失很多發展的機會。

但在轉型期，人口的流動性增大，許多人遠離了自己世代居住的家鄉而在其他地方定居下來，這樣，原來制約他們的族規、村規等社會規范就不能起到作用；過去能決定一個人命運的人事檔案制度正在逐漸失去其強大的社會控制作用，所以轉型期社會懲罰是大大降低了。

有學者發現：社區規模對婚外性也有影響。在小型社區中，人們互相之間比較熟悉，越軌行為會受到社區輿論的壓力。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社區的規模也遠遠地大于從前。原先的老街坊、老鄰居早已各奔東西，特別是在北京、廣州、上海這樣的都市里，鄰居之間連姓名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說制約對方的婚姻了。所以，社區對人們行為的控制力大大減弱了。

包二奶竟成“炫耀性消費”

“炫耀性消費”最早是凡伯倫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出的，他認為在炫耀性的消費體系中，商品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具有符號價值。其符號價值主要表現在商品本身的社會象征性，這使得商品成為某種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會認同的符號。實際上，商品的社會象征性是社會化的人賦予商品的特定的社會意義，使購買、擁有該商品的消費者能夠顯示自身的某些社會特性，如身份、地位、財富、尊嚴等，從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在中國一些地區，“包二奶”不僅不被看作是違反社會規范的越軌行為，反而被很多人看作是社會身份地位的體現——“只有有錢有權的才包得起”，“對婚外性的消費可以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

在這種想法的指引下，許多人將婚外性行為當作是顯示個人社會地位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婚外性行為這種“炫耀性的消費行為”又是一種象征性的競爭，人們通過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費來維持或提升社會地位和身份。

性學家潘綏銘對于中國人性關系的調查顯示：在每月收入最高的5%的人里，有45.1%有過婚外性行為，而在收入最低的40%的人中，卻只有5%有過婚外性行為。就發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窮人的6.1倍。這一結果基本上符合“炫耀性消費”的理論要素。同時調查結論可能揭示了一個重要趨勢：隨著我們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以及高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人們尤其是富人對婚外性關系將持越來越寬容的態度。

了解“婚外性”，然后對付它

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說，自古至今，社會如果單為滿足男女之間的情愛和兩性關系的話，是不需要婚姻和家庭的，只要有當事人的意愿就可以了。社會之所以要有婚姻，還要建立家庭，并用法律來保護它，用倫理來規范它，是用它來承擔和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會功能的。婚外戀無疑是對婚姻制度的極大挑戰。

沒有文明秩序對人類欲望和行為的抑制，人類就不會發展到今天。但是人類文明程度不應該完全成為人性的敵人，人類的文明在保證社會整體有序化運轉的條件下對人性進行一定程度的“釋放”，對道德規范進行一定程度的新的詮釋，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