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里，中國不僅需要抵擋擁有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還要防備來自各個領域的“陰招”。日本《朝日新聞》近日披露，最新公布的證據顯示，日本曾在二戰期間秘密印制大量假鈔，意圖摧毀中國的戰時經濟。

特殊紙張揭露偽鈔戰元兇

日本《朝日新聞》稱，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公布了最近在靜岡市駿河區“巴川造紙廠”發現的印鈔特殊用紙。經明治大學專家確認，這些特殊用紙由原日軍秘密武器研發機構——登戶研究所制造。在該造紙廠發現的279張約30厘米見方的特殊紙張，全部有孫中山側臉水印，并鑲嵌了絲纖維。其中還有“天壇”水印的印鈔紙以及留有對水印和絲纖維密度等進行檢測的痕跡。據明治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館長山田朗證實，盡管日本作為國家有參與制造偽鈔的犯罪活動，但具體負責實施的是保密性極高的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至于還有民間企業卷入其中，目的可能是為了大量制造偽鈔，以便用偽鈔大量調配物資、在中國擴大戰線。因而，登戶研究所成為日本陸軍在二戰期間非法印制偽法幣、沖擊中國經濟市場的真正“元兇”。

位于川崎市多摩區的登戶研究所正式名稱為“陸軍第9技術研究所”，于1937年由其前身陸軍科學研究所登戶實驗場設立，雖然多次更名，但一直被統稱為“陸軍登戶研究所”。據原職員證實，該研究所主要從事制造氫氣球炸彈、生化武器研發和毒物合成等秘密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1942年，登戶研究所規模擴大，受命于從事間諜活動的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第8科，進行化學武器研究，據稱部分化武提供給731部隊用于人體實驗。1944年，登戶研究所處于鼎盛時，占地面積36萬平方米，共有100棟建筑，職員超過1000人。

除了研制武器，登戶研究所當時還負有另外一項絕密任務。明治大學講師渡邊賢在《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從史料看戰爭與和平》的論文中提到，被稱為“36棟”的登戶研究所本身從事的是秘密戰、間諜戰、謀劃和宣傳等日本陸軍最高機密活動，而研究所中的第3科則是“秘密中的秘密”。這個由3米見方的木板圍成的科室是日本陸軍為向中國展開經濟戰而特設的部門，除了第3科工作人員外，只有研究所所長才能進入。第3科由印刷班、制紙班和中央班3個班組成，由于各自高度保密，因此研究所內的印刷班稱“南方班”，制紙班稱“北方班”。第3科人員的工作就是專門偽造法幣。

印制巨額偽幣“真假難分”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依靠武力脅迫發行的“軍票”在中國許多地方不通用，致使日軍在華物資采購時阻力很大。為改變這一狀況，日本陸軍提出“通過偽鈔破壞法幣工作”的計劃。據登戶研究所原工作人員伴繁雄所著《陸軍登戶研究所的真空》一書稱，作為對華“經濟謀略”的一個環節，日本陸軍將制造偽鈔當做一項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制定“對華經濟謀略計劃”，目的是“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繼而攪亂中國國內經濟，毀壞蔣政權的經濟能力”。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部門被稱為“松機關”，總部設在上海，分部或活動據點設在便于搜集情報的要害地區。“松機關”同時還負責偽鈔在中國的流通工作。“松機關”負責人由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任，但實際負責事務的是受陸軍委托的企業家阪田誠盛。阪田為使偽鈔在上海流通，不但與上海青幫頭目的女兒結婚，還將“松機關”總部設于蔣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

制造偽鈔工作稱為“杉工作”，由登戶研究所具體負責。必要時，登戶研究所還能以政府大臣名義全部或部分借用民間企業印制偽鈔。負責實施此項絕密計劃的是登戶研究所第3科科長山本主計少佐。第3科利用從德國購買的高性能印刷設備，經過多次試制和試行失敗之后，于1940年制造出逼真偽鈔，開始小批量偽造法幣，并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松機關”。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占領香港，迅速將被扣押在此的多臺印鈔機運至登戶研究所，大量印制偽法幣。據曾在印刷廠工作的大島康弘回憶，由于仿制逼真度很高，“幾乎不存在真鈔與偽鈔之分”。當時預計日產量達10萬張，面額相當于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約10%。負責將偽鈔每月2次通過海上運到上海的則是在戰爭期間共培養了2131名間諜的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的畢業生。

據稱，登戶研究所在戰爭期間共印制了金額達40億元的偽法幣，相當于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初期2至3年的軍費總和，對中國經濟市場造成嚴重傷害。在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看來，第3科制造的偽法幣不僅可擾亂中國經濟，還能扶持汪偽政權和培養收買親日分子，同時為日本陸軍購買軍需和戰略物資，甚至支付日軍士兵的生活費。

雖然日本陸軍在1942年通過印制最高面值為5元和10元的偽法幣一時獲得了巨大“成果”，但后來美英通過空投，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供面值千元和萬元的法幣，使偽法幣漸漸失去作用，日本陸軍的對華經濟戰宣告失敗。

歷史罪證險些被銷毀

1944年以后，由于頻繁遭到美軍戰機轟炸，登戶研究所不得不將第1科、第2科和第3科分別疏散。當時，第1科和第2科被疏散至長野縣伊那地區，第3科被疏散至福井縣武生市。因為缺乏原材料，第3科只好借用加藤造紙廠來制紙。但印刷工廠半數器材和技術人員當時均被疏散，加藤造紙廠內新建設施推進緩慢，器材安裝也不到位，第3科到戰爭結束再也沒有印出一張偽鈔。

由于利用國家權力偽造他國貨幣是違法行為，日本戰敗后為銷毀證據，將登戶研究所第3科假幣印刷廠的設備和資料全部燒毀，并嚴禁原職員說出真相，加之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該研究所舊址修建新的大學校園，令歷史留下一段空白。《朝日新聞》稱，2006年，巴川造紙廠制作完成企業史料。時任該企業常務總監吉田宏光稱，編纂史料的目的是“將曾是歷史空白的戰爭期間的活動公開”。即將退休的吉田擔心“偶然發現的珍貴史料會因自己退休而遺失”，在明治大學的詢問下，吉田將這些史料向對方公開。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學開設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向民眾公開日軍戰敗時證據被毀的秘密活動痕跡，并將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題定為“紙與戰爭——登戶研究所與氫氣球炸彈和偽鈔”。《東京新聞》稱，明治大學校園內至今仍保留著當時印有日本陸軍標志的消防栓，但代號“26棟”的偽鈔倉庫因建筑老朽已被拆除，代號“5棟”的偽鈔工廠原本也準備解體處理，但在市民團體的要求下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