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1896—1946年)，字希夷，廣東惠陽人。1988年，被中央軍委確定為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一。1924年赴蘇聯東方勞動大學與軍事學校學習。1925年回國。在1926年北伐戰爭中，他率領獨立團在湖北擊潰軍閥吳佩孚主力，榮膺“北伐名將”的殊榮，他的獨立團被稱為“鐵軍”。1927年8月1日，他參與指揮南昌起義并出任前敵總指揮，成為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之一。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任起義軍工農紅軍總指揮。在抗日戰爭中，他臨危受命，出任新四軍的首任軍長，為新四軍的組建、成長、壯大，為新四軍的敵后抗日，做出了卓越貢獻。毛澤東非常器重葉挺，曾當著葉挺的面說，你是“共產黨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作為一代名將，葉挺的軍事生涯和豐功偉績，為世人所稱頌，而他的清廉人生和高風亮節，同樣為后人所景仰。

流亡海外，生活艱難，但未曾忘憂國

1927年12月11日爆發的廣州起義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在廣州掀起白色恐怖，到處搜捕共產黨人。作為起義領導人之一的葉挺機智地化裝成盲人，逃亡到香港。當時，廣州起義的消息已震驚全世界，許多香港報刊也發表文章，頌揚這次起義，這讓葉挺由衷地欣慰。但他沒想到，在黨內他卻遭到嚴厲指責，并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這讓葉挺怎麼也想不通。

1928年春，葉挺接到黨的通知，要他去蘇聯休養，同時討論廣州起義的問題。這個消息自然給苦悶中的葉挺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假道日本，前往蘇聯。是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雖充分肯定了廣州起義的偉大意義，卻沒有給葉挺正名、平反。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米夫聽信了王明的讒言，對葉挺產生了偏見。葉挺是個有血氣的軍人，眼見國內有冤難伸，共產國際投訴無門，一氣之下離開了莫斯科，出走西歐，從此與黨失去了聯系。對於此事，周恩來后來作了客觀的評價：“廣州起義失敗后，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

1928年秋，葉挺到了德國首都柏林。不久，夫人李秀文從澳門來柏林團聚。在那里，葉挺靠幫人打工和自己做小生意賺到的一點錢維持生計。

1929年，葉挺先是移居奧地利維也納，以賣綠豆芽和豆腐維持生計。后又移居法國巴黎，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節，到農村幫農場主摘收水果，運回巴黎街頭，擺攤叫賣，生活過得緊緊巴巴。迫於無奈，葉挺有時甚至只能到市場撿拾別人拋棄的蔬菜，拿回家腌咸菜吃。

葉挺剛到德國時，心灰意冷，加之身在異國他鄉，沒有生活來源，更感到前途迷茫。於是，他產生了一個念頭：從事德文著作的翻譯和著述，以此作為謀生的手段，同時為國家做些貢獻。葉挺的德文基礎比較好，他從黃埔陸軍小學到河北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直選修德文，準備將來到德國深造。於是，葉挺用國內親友資助的錢，買來書刊，閉門謝客，潛心閱讀研究，所學內容涉及哲學、歷史、軍事、文學。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把精力放到研究軍事上。葉挺潛心鉆研大量的德國軍事書籍，希冀回國后能派上用場。同時，鑒於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葉挺還重點研究了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他冒著危險，經常在自己家里做炸藥和地雷爆破試驗。葉挺對軍事的刻苦鉆研受到了德國友人的敬佩，一位德國軍事家送給他一根特殊手杖留作紀念，這根手杖可以當作長劍和手槍使用，深得葉挺喜愛。

九一八事變后，葉挺每天翻閱大量報刊，密切注意國內局勢。但由於遠居海外，消息畢竟太少，來得也慢。1932年秋天，葉挺滿懷抗日救國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1歲多的二兒子正明，離開了德國，回到澳門，結束了5年的流亡生涯。

陳誠、陳濟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獲悉葉挺回到澳門的消息后，紛紛寫信或派人前去邀他協力共事，并許以高官厚祿。但葉挺心中明白，陳誠、陳濟棠這兩個人邀他“協力共事”，無非就是擁蔣“剿共”，這無論如何有悖於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斷然予以回絕。過了一些時候，陳濟棠又寫了一封信，并備了一份禮物，派了一名副官專程到澳門拜望葉挺。這一回，葉挺請那位副官把帶來的禮物，原封不動地帶回去，并請他帶話給陳濟棠，說葉挺憂國心切，是為了抗日救亡而回國的，而不是為了謀官職混飯吃。只要陳濟棠堅持他的反共政策，他們之間就談不上什麼合作。除非是真正的抗日的愛國軍隊，否則，他是不會出來任職的，任何老關系老交情，也礙難從命。從這以后，陳濟棠再也沒有找過葉挺。葉挺意志堅定，寧愿過清苦的生活，也不愿為國民黨做事，同時還教育親屬潔身自好，不要為國民黨的官僚做事。他的兒子葉正大還隱約記得，一次父親曾勃然大怒，批評他的侄子葉欽在國民黨里混飯吃的做法，認為就是回家種地，也比去國民黨那里干凈。

在澳門居住期間，葉挺心系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十分關心抗戰，多次返內地和香港，他在焦急尋覓抗日報國機會的同時，也關注著中共和紅軍的最新動向，并希望盡快與中共黨組織取得聯系。1933年春，葉挺打聽到當年南昌起義的老戰友、在上海做中共秘密工作的陽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寫信給陽，希望陽翰笙能來澳門會面，他有很多心里話想向黨傾訴。由於當時的斗爭形勢十分緊張，陽翰笙一時無法抽身前往澳門，黨組織決定另外派人設法與葉挺聯系。1935年秋，組織上派張云逸前往澳門，與葉挺取得了聯系，并要他做好準備，等待黨的召喚。抗日戰爭爆發后，葉挺接受周恩來的建議，主動通過陳誠向蔣介石請求，由他出面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組建成新四軍。

變賣首飾，自籌資金，解決新四軍軍需

新四軍組建初期，蔣介石在軍需供應上對新四軍進行克扣。國民黨軍事當局基本不供給新四軍武器裝備，只配給少量彈藥。結果新四軍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都是3年游擊戰爭期間帶過來的，還有少數是與日軍交戰中繳獲的戰利品。槍械數量不夠，導致新四軍在巖寺訓練場上練兵時，常常不得不兩三個人共用一件武器，輪換著練習瞄準。上操下操時，一些戰士也只好帶著從根據地帶來的梭鏢、大刀。

為了解決新四軍缺槍少彈的問題，葉挺一面呈文顧祝同，斷續要來一些槍支，一面按照紅軍根據地自力更生修造武器的經驗，指示主持軍需處工作的葉輔平，從當地招來一些鐵匠師傅，買來一些工具材料，在巖寺上渡橋江家祠堂，建起一個簡陋的修械所，自己修理槍支。修械所在搬遷到涇縣云嶺后逐步發展起來，能夠制造鐵雷、石雷和簡單槍械。葉挺又指示各個支隊在駐地重視建設小兵工廠，以彌補敵后武器彈藥之不足。

為了解決軍隊經費問題，葉挺又與夫人李秀文商議，想方設法籌款。為此，李秀文不辭勞苦，往返於皖南和澳門之間，為新四軍籌集經費。她毅然變賣了自己的金銀首飾，并動員經商的父母拿出多年積蓄。葉挺和李秀文用籌集來的這筆錢款，從海外購得新式手槍3600支、子彈20余箱，新型軍用遠程望遠鏡200架及一批步槍、大刀等，無償資助新四軍。

從海外購得的這批槍械入境后，李秀文雇用3輛貨運大卡車，將這批軍用物資偽裝成民用貨物，親自押運，千里迢迢由廣東經江西運往皖南新四軍軍部。未曾想在路經江西上饒時，為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部強行扣押。李秀文當即向葉挺發了一份急電：“希夷：所購械彈運經上饒悉數為戰區長官部扣押，十萬火急。秀文。”

葉挺一見電報，非常惱火，不容分說，即吩咐副官備馬，帶上警衛員從新四軍軍部駐地云嶺出發，由山道翻越龍門嶺，到達麻村新四軍兵站，再由麻村換乘汽車經青屯公路至屯溪轉赴江西上饒。抵達后，葉挺徑直走進顧祝同的辦公室，義正辭嚴地責問：“顧長官長期拖欠敝軍糧晌、補給，敝軍數萬之眾尚抵不上貴軍一個丙等師的待遇。這次內子說服岳母，掏出私人積蓄購得一批槍械，以解前線燃眉之急。想不到竟在轄區之內為顧長官所扣，難道你要我們新四軍戰士赤手空拳去跟日本鬼子拼命嗎？”顧祝同理屈詞窮，瞠目結舌，只好同意把扣押的軍火悉數交還給新四軍。凌晨5時半，葉挺驅車來到新四軍上饒聯絡處，找到夫人李秀文及隨行人員，軍長夫婦親自押運，浩浩蕩蕩將3車軍火安全運抵云嶺，新四軍全軍排以上干部每人配發手槍一支、子彈300發，每個營部配望遠鏡一架。新四軍裝備大為改善，全軍將士歡呼雀躍，斗志倍增。

軍長任上，嚴於律己，公私分明

葉挺身為軍長，但從不搞特殊，不擺架子，堅持與廣大新四軍指戰員生活戰斗在一起，堅持把戰士和群眾的安危和冷暖放在心上。部隊在巖寺集訓期間，葉挺親自到軍政治部創辦的兩所夜校去講課，對聽課的農民青年說：“你們不要小看自己，抗日就靠我們這些窮人。你們這樣刻苦努力地學習，以后定能為抗日救國做很多事。”他還不時地出去走訪巖寺街上的貧苦群眾。聽說孤寡老婦汪五婆病了，他馬上找來一名軍醫，讓他給老人診治。隨后他又登門看望老人，送去一籃子雞蛋。部隊行軍中，他時常下馬與士兵一起步行，把自己的馬讓給傷病員騎。在皖南事變突圍中，部隊斷糧，在危急關頭，他還把自己的馬殺了供大家食用。他平時節衣縮食，粗茶淡飯，舍不得多花一分錢。他曾說：“不管怎樣困難，我們也要抗戰到勝利，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也是每個共產黨員的責任。誰也不曾有過這樣的念頭，拿多少錢，抗多少敵。我們是拿得頂少，但我們愿抗得頂多。”

葉挺熱情好客，重友情。請客吃飯，也是常有的事。當八省紅軍游擊隊在巖寺集結停當，接受過“點驗”后，葉挺便備下幾桌豐盛的家鄉粵菜，宴請了首席點驗官、國民黨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及其隨員們。羅卓英是葉挺的廣東同鄉、保定軍校的同學和粵軍時期的同事，舊誼頗深。第二天，葉挺又陪同他們逛了黃山，顯得熱情周到，於公於私，都很得體適當。然后，集合司政機關全體干部，歡送羅卓英一行。事后，項英夸贊葉挺對付羅卓英真有辦法。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期間，葉挺也經常讓自己從廣東帶來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菜肴，邀請項英等軍部領導及追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們，在一起聚聚餐，為的是聯絡感情，增進友誼﹔有時也招待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雖然葉挺的交際活動較多，但他每次宴請賓客，都是自己掏錢，從不慷公家之慨。

葉挺酷愛攝影，他用來拍照的徠卡相機，不是用公款購置的，而是用夫人賣首飾的錢在香港買的。葉挺的二兒子葉正明回憶說：“1938年，父親雖然是一軍之長，但生活并不寬裕，媽媽出閣前是東莞的名門閨秀，出嫁時帶來了一批嫁妝，於是，媽媽賣了一些首飾，這一年和爸爸一起在香港買了一架西德產135徠卡相機。打那后，不管戰事多忙，他都把相機帶在身邊，拍攝了許多戰地照片。有一次，爸爸到上海為新四軍籌款，住在霞飛路公寓，正遇日本飛機轟炸，成群的炸彈就在身邊呼嘯爆炸，閘北成了一片火海。爸爸不顧個人安危，站在陽臺上舉起照相機，拍下了侵略者的罪行。”如今，涇縣云嶺“種墨園”內展出的攝影作品，大多是葉挺任新四軍軍長期間在皖南拍攝的。這些攝影作品，成為新四軍軍史中非常寶貴的資料。

葉挺還帶頭捐款建起簡陋的軍部攝影室。成立軍部攝影室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拍新聞照片，對外宣傳新四軍在前方作戰取得的勝利﹔二是給新四軍排級以上干部建立照片檔案。當時不少紅軍老戰士，都想拍張紀念照片，寄給家人，自己留存。於是在軍部攝影室的基礎上，又增設了合作社性質的照相服務社，由葉挺、項英和陳毅等人帶頭捐錢集資入股，購買照相器材，私人拍照和沖印照片要記賬收費。當時只有兩臺相機，一臺是用120膠卷的祿來福來相機，另一臺是照相館用的木制座機。暗房用幾丈黑布做帳幕，紅燈是用油燈罩上的紅玻璃代替，沒有電源印片，放大全靠日光。葉挺利用閑暇，隨身帶著徠卡相機，多次親臨攝影室當教練和輔導員。

曾在軍部工作的畫家賴少其回憶說：“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參加新四軍，葉軍長即把自己所拍的戰地照片拿給我看，說想編一本《新四軍》攝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慶齡、史沫特萊作為海外宣傳品，為新四軍籌集經費和醫藥，同時也為了粉碎頑固派對新四軍所謂‘游而不擊’的造謠污蔑。”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葉挺拍攝、編輯、出版新四軍影集的計劃未能實現。

臨大節而不茍，嚴守節操，志不可奪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葉挺赴敵談判，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無理拘押。陳誠受蔣介石的指派，企圖說服葉挺到國民黨領導的軍中任職，葉挺始終不答應。氣得陳誠反問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日，國民黨領導的軍隊也抗日，你為什麼就不愿意到國民黨軍中來任職？”葉挺回答：“道不同，不與為伍，我的追求只有共產黨。”張發奎勸他到柳州去，在張所在第四戰區司令部任副職，葉挺憤憤地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站著死的葉挺，絕沒有爬狗洞的革命者！”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面，也沒能動搖葉挺的革命意志。蔣介石半是安撫半是威脅地說：“我指示爾一條正路，爾能絕對服從我，跟我走，爾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爾就算完了。”葉挺坦然地說：“我早就決定我已經完了！”蔣介石眼看葉挺口氣這麼硬，只好給自己下臺階，改變口氣說：“也不是那樣意思，我叫爾到三戰區去好好休養，爾的前途是光明的。”葉挺毫不猶豫，斬釘截鐵地說：“如果照這樣做，大家一定說我自私，怕法律處置，我不能這樣做。”蔣介石無計可施，無奈地說：“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復我。”郭懺把葉挺送回住地又談了約一個小時。葉挺給蔣介石的最后答復是：“我不能這樣做，請槍斃我吧！”葉挺從被扣押之日起，多次要求“公開軍法審判槍斃”。葉挺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提出“懇準判挺以死刑，而將所部被俘干部不問黨籍何屬，概於釋放，復其自由”。并多次向蔣介石提出“挺愿以一死為部屬贖命”，“不愿茍且偷生”，“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獄”。葉挺在被囚禁期間，愿以一死維護新四軍的榮譽，維護共產黨人的尊嚴。在黑暗的囚室里，他先后寫了著名的《囚歌》和《囚語》以明志。這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視革命氣節重於生命的浩然正氣和不屈服於邪惡勢力的革命精神。

葉挺拒絕了蔣介石的威逼利誘，先后被囚於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移禁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1942年12月中旬，國民黨把關押在重慶的葉挺轉移至湖北恩施，交由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保護”，實際是軟禁。葉挺答應去恩施，但鄭重宣布兩條：一，不掛任何官銜﹔二，生活民辦，不沾六戰區一飯一水﹔生活費用由他的老朋友、湖北省銀行行長、民族資本家周蒼柏支借，日后奉還。1943夏，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羅卓英、吳奇偉、郭懺等人，屢次勸說葉挺，請他出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或代理司令長官，葉挺照例予以拒絕。陳誠又邀他去緬甸，當遠征軍副總司令，葉挺仍表示礙難從命。

1943年夏秋間，葉挺一家又從恩施轉到廣西桂林。國民黨當局給了他一個月薪大米兩石、法幣3000元的“第四戰區高參待遇”。在特務的監視下，葉挺夫婦與流落在桂林的岳母、子女以及姐夫麥暢生一家住在一起。國民黨統治下的桂林，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單靠“高參”的月薪是不夠一家十多口人吃用的，加上國民黨特務對葉挺一家實行經濟封鎖，從外地寄給葉挺的匯票大多被沒收，生活自然困難了。此時，葉挺又添了第九個孩子，李秀文產后貧血、體弱，急需用錢。國民黨特務以為這是使葉挺屈服的好機會。一次，兩名國民黨特務軍官拿著一大疊鈔票闖進葉挺家中，說：“這是軍委會叫我們送來給您的薪俸。”說完將鈔票放在桌子上。葉挺自知這絕不是“雪中送炭”，對來人說：“不要，不要，出去！”憤憤地抓起鈔票，扔出門外。特務只好拾起鈔票走了。為了解決一家人的生活困難，葉挺毅然將李秀文從澳門帶來的一些值錢的東西賣掉，賣一點吃一點。后來又利用住屋的前后荒山、草地，買來十幾只山羊和四頭小豬以及簡單農具、種子等，砌欄筑圈，開荒種地，撈水草，自己動手喂豬、放羊、養雞鴨，來維持生計。一次，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來看望葉挺，見到他一家人日子這麼艱苦，便給廣東昭關在第七戰區擔任軍糧計劃委員會主任、葉挺的老部下李潔之寫信，要他設法給予資助。不久，李潔之匯來了一萬元法幣(當時值50石大米)，因是何香凝出面要的錢，特務不敢輕易亂動，這筆錢給葉挺一家解決了很大的生活難題。

1943年12月25日，國民黨特務再次把葉挺押回湖北恩施。在恩施，一家人日子又遇到困難，葉挺便帶著葉正明、葉華明等幾個孩子在山坡上開了一二畝荒地，種上了各種蔬菜，還養雞、養兔子、養鴨子等家禽，供自己家中改善生活。種的豆角多了，自家吃不完，就叫孩子們摘下拿出去賣。晚上葉挺帶著孩子去捉青蛙，捉青蛙要有燈光，沒有手電筒就用油燈照明。葉挺的煙癮大，手頭緊時就自己卷煙絲抽。到恩施后，葉挺還注重培養子女勤勞的習慣，衣服要孩子自己動手洗，穿的草鞋要孩子自己動手打。

壓抑而又清苦的軟禁生活，并沒有動搖葉挺對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鋼鐵意志，相反更加激發了他對共產黨、對人民的熱愛，對頑固派倒行逆施行為的仇視和憤恨。抗戰勝利后，經中共中央全力營救，葉挺於1946年3月4日獲釋。獲釋的第二天，他就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要求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於3月7日復電給葉挺，稱贊他經受了種種嚴峻考驗，對黨對革命事業無比忠誠，決定接受他重新入黨。4月8日，葉挺在赴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噩耗傳出后，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悼詞說：“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