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雞生蛋的隱患

626年冬，東突厥汗國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天災，牛羊多死，食糧緊張，部族間的矛盾大幅加劇，薛延陀等數(shù)個強大部落趁機群反而出，東突厥汗廷三度出兵鎮(zhèn)壓，結果連遭慘敗，本就剩余不多的實力再遭重創(chuàng)，曾經稱霸漠北的強大汗國一時間變得虛弱不堪。唐廷見有機可乘，便落井下石，急急出兵夾擊，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東突厥的部眾和土地，曾經雄踞北亞的東突厥汗國滅亡。

646年，薛延陀汗國中的回紇部造反，與薛延陀部爭奪統(tǒng)治族地位，薛延陀陷入大規(guī)模的分裂內亂之中。由于雙方實力懸殊，回紇人輕易便擊殺了多彌可汗，薛延陀汗國滅亡。就在回紇人即將接管薛延陀的地盤和部族，乘勢崛起之時，大唐及時介入，出動大軍前去搶奪勝利果實。此時薛延陀汗國中的各部族正因國中大亂而陷入一盤散沙的困境，無力抗拒唐軍，其中一些被迫依附了唐朝，另一些則投靠了舊同僚回紇。剛剛吞并了大量薛延陀殘部的回紇急于整合內部，消化新獲得的草場和部民，暫時不愿與唐朝為敵；加之游牧民族只重實利，不務虛名，遂帶著麾下眾部族向唐稱藩，整個漠北都在名義上成為大唐的羈縻區(qū)。由于北塞已無強鄰，唐帝國的北疆自此獲得了三十余年的平靜。

盡管漠北諸部大多向唐朝表示了口頭上的臣服，但對于漠北的大部分地區(qū)，尤其是那些強大的部族，唐朝卻無法真正掌控。尤其是那些依附于回紇的部族，更是有恃無恐，不將唐朝放在眼中，很多甚至還對唐朝懷有敵意，只是口頭上并不撕破臉而已。當然，漠北也有一些部族與唐朝走得較近，其中一些甚至要靠大唐的庇護才能免于被其它部落所吞并，唐朝則對這些部落加以利用，以達成自己在草原的利益。在依附于唐朝的漠北部落中，當年被薛延陀顛覆的東突厥的殘部是最為重要的一支，唐朝常常要求其出兵助戰(zhàn)，充當自己對外擴張的馬前卒。突厥鐵騎是精銳之師，戰(zhàn)斗力比唐軍更高，只是因為人數(shù)較少，各部族間又缺乏凝聚力，相互牽制，才不得不奉唐號令，履行藩屬國從征的義務。

對于唐朝而言，裹挾大量異族士兵加入自己的陣營，與漢軍混編做戰(zhàn)，在短期內可以說獲得了頗佳的效果。在李世民推行府兵制之后，唐軍士兵便由一群農民組成，出征前才臨時集結，士卒缺乏訓練，彼此間毫無配合，因此唐軍的戰(zhàn)斗力十分平庸。可在與人數(shù)雖少，但戰(zhàn)斗力較強的部族軍結成軍事同盟之后，雙方的優(yōu)勢互補，唐軍的數(shù)量優(yōu)勢和唐帝國在財政、物資上的充足，與部族軍的精銳勇悍、擅于騎射、以及強大的遠程奔襲能力相結合，聯(lián)軍的戰(zhàn)斗力大幅提升，唐朝對外的擴張也因而一度比較順利。

憑恃著較強的國力、財力和數(shù)量眾多的人口，大唐迫使羈縻區(qū)中的眾部族奉自己為盟主，再以宗主國的身份號令諸部族從征，將這些異族部落緊緊綁在自己對外擴張的戰(zhàn)車之上。對于與唐合作，奉唐為軍事同盟盟主一事，諸部族的態(tài)度并不相同。一些較為弱小的部落要依附唐朝才能自保生存，只好唯命是從；一些部族雖能自保，但畏懼大唐，只得違心奉命；一些部族實力較強，但內部不和，一盤散沙，雖然士卒精銳，卻相互制衡，亦不敢與唐朝相抗；更有一些部落，雖然實力甚強，但其首領或被唐廷以高官厚爵拉攏，不愿冒險造反，或者干脆就是大唐扶持起來的傀儡，僅憑自身威望不足以掌控權力，只好選擇與唐朝合作；一些部落則因長期胡、漢共居，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與漢民形成了融合，無法獨善其身……總而言之，為了達到裹挾諸部的目的，唐廷往往軟硬兼施，對強大者誘之以利，弱小者迫之以武，再輔以收買部族首領、以互市交換出兵等手段，驅策其為己所用。

在新、舊《唐書》中，常能看到周邊藩屬、鄰國隨唐從征的記載，比如薛延陀在639年時就曾主動提出要配合唐軍征伐高昌。647年時，王玄策僅以匹馬入吐蕃，便拉出一支吐蕃兵和尼泊爾兵攻入印度，大掠而還。在史書中，通常將這些現(xiàn)象解讀為大唐國勢強盛，周邊諸國心懷敬畏，有些主動獻媚討好，有些則是不敢不從，被迫出兵助攻，其實這些都只不過是中原史官們自高自大的一面之詞。大唐在號召諸國、諸部從征時，以自身武力威懾強迫只是次要手段，大部分部族也根本不會賣唐朝的賬，軍事同盟之所以能夠建立，主要還是因為雙方具有共同的實際利益。

當對手實力較弱時，大唐以宗主國的身份糾集眾藩屬出兵，通過侵略戰(zhàn)爭進行領土擴張，并與諸藩屬一道瓜分其國內的財帛和人丁，以赤裸裸的利益做為聯(lián)接紐帶，保障軍事聯(lián)盟的穩(wěn)定性，其模式類似于原始人合作進行捕獵。對于這種能夠撈取大量好處的機會，諸部族自然欣然從命，薛延陀主動請纓從征西域便是出于此心（李世民斷然拒絕了夷男可汗的請戰(zhàn)，也是出于現(xiàn)實的利益考量。僅憑既有的力量，聯(lián)軍便足以攻取小小高昌，自然不愿意有人在西域分一杯羹，更擔心薛延陀會通過此役而將勢力范圍擴張到西域，進而壯大）。而王玄策之所以能夠從屢次痛擊大唐的敵國吐蕃那里借到兵，也不是因為什么吐蕃人要討好唐朝，真實原因其實是吐蕃人也希望趁機攻掠印度，攫取人丁和財帛。最終蕃軍和尼泊爾軍擄奪了大批奴隸和財物回國，而進攻的主持者唐朝卻只得到了印度人的憎恨，得失之間，其實頗為值得玩味。

既然大唐征發(fā)諸部的根本手段是以共同獲取利益為餌，那就勢必會出現(xiàn)一個問題，即當面對不同的進攻對象時，諸部的意愿常常大有不同。在出征富饒且利于騎兵奔襲的西域（如高昌、龜茲，或是西突厥分裂后的某個部落）時，諸藩屬往往積極響應，甚至主動求戰(zhàn)；可當出征的對象是貧瘠卻又較為頑強的對手時，很多部族就不愿前往。638年時，吐蕃在攻入唐境，燒殺擄掠一番后，安然撤兵回國，李世民卻無力報復，反倒不得不送出文成公主，借和親的手段來加以懷柔，舉措十分軟弱，其原因之一就是僅靠漢軍無力進攻對方，而吐蕃貧瘠、強悍、地形易守難攻，諸部族軍多不愿從征，因而無法對其進行武裝打擊。高句麗的情況與吐蕃差不多，做戰(zhàn)頑強又貧瘠少財，路途遙遠且天寒地凍，因此諸部都不愿前往，對鐵勒諸部的強行征發(fā)還引發(fā)了大反叛，迫使唐軍在第二次遠征高句麗的關鍵時候將北線軍隊撤回鎮(zhèn)壓，這也正是第二次征遼無功而返且損兵折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之后，唐帝國在對遼東作戰(zhàn)時，可倚賴的藩屬就只有遼寧、吉林一帶的靺鞨部族軍了。

顯而易見，大唐所采用的這種“借雞生蛋”的軍事合作模式并不穩(wěn)定，存有極大的隱患。由于自身的戰(zhàn)力不足，唐廷對部族軍普遍缺乏威懾，無法自如控制，只能利用各部族間的矛盾加以挑撥分化，或誘之以利。然而以戰(zhàn)斗力較弱卻數(shù)量較多的軍隊，去控制少量異族精兵做戰(zhàn)，出亂子只是時間問題，一時的對外勝利也只不過是稍瞬即逝的沙上樓閣、鏡花水月。從本質上看，做為一群缺乏凝聚力的混合軍隊，在打順風仗時，往往能在取勝后大肆劫掠的鼓舞下奮勇做戰(zhàn)；但一遇到稍強的對手，戰(zhàn)局陷入僵持甚至不利狀態(tài)后，就會迅速土崩瓦解，爭先逃竄。這是戰(zhàn)爭的規(guī)律，從古至今臨時嘯聚起來的流寇們莫不如此，以藩屬軍為主戰(zhàn)力的唐朝聯(lián)軍自然也不能外。大唐從630至660三十年間趁著周邊諸國內亂而大幅擴張，卻在之后半個多世紀中頻頻慘敗，喪師失地，而且常常出現(xiàn)近乎全軍覆沒的慘況，這些其實早就因唐軍的這種做戰(zhàn)模式而注定了。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大唐初期的軍事擴張皆仰賴對藩屬軍的成功利用，但這也恰恰成為唐朝之后對外擴張的桎梏。唐帝國有了可依賴的對象，自然就不思進取，不肯再花力氣去發(fā)展自身漢軍的實力，等到眾藩屬看清大唐的外強中干，自身又羽翼漸豐之后，便拒絕再替大唐賣命，唐帝國在遇到強敵時自然就不能抵擋，這也正是唐朝對高句麗的幾次傾國遠征都鎩羽而歸，之后又敗于小小新羅之手，在660年之后更飽受吐蕃欺壓的原因所在。

更致命的是，當握刀的手缺乏力度以后，很容易就遭到反噬。大唐由威風凜凜四面擴張，突然變得狼狽萬分四處挨打，一方面是因為之前的勝利全靠趁周邊諸國內亂而投機取巧；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隨著府兵制的逐漸崩解，唐朝自身本就平庸的軍事力量進一步下降，而諸藩屬則漸漸坐大，此消彼長之下，諸藩屬漸漸脫離了控制。手中的刀非但不肯再為己所用，反倒砍向了自身，大唐陷入窘迫處境自然半點也不足為奇了。

二、國之將亡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由于唐軍戰(zhàn)力低弱，遠非安祿山麾下胡兵對手，因此接連大敗，叛軍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李隆基以名將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jié)度使，前往洛陽抵御叛軍。封常清急急拼湊了六萬兵馬，但比起安史叛軍，這些人可謂名符其實的烏合之眾，一交手便慘遭鐵騎蹂躪，大敗；退至葵園又戰(zhàn)，大敗；退至洛陽上東門再戰(zhàn)，大敗；叛軍攻入東都，與唐軍在都亭驛巷戰(zhàn)，唐軍大敗，退守宣仁門；叛軍乘勝進攻，唐軍又大敗。六場大敗之后，封常清實在撐不住了，率殘部向西落荒而逃。在此役中，唐軍的表現(xiàn)極為不佳，堪稱是一敗如水，據(jù)《舊唐書-忠義傳》記載：“及兵交之后，（唐軍）被鐵騎唐突，飛矢如雨，皆魂懾色沮，望賊奔散……”

叛軍于755年十二月攻占洛陽，旋即便抵達京師屏障潼關，哥舒翰統(tǒng)二十萬唐軍出關相抗，結果大敗虧輸，唐軍士卒尸橫遍野，掉進黃河淹死的就有幾萬人，絕望的號哭聲驚天動地，最終僅余八千，幾乎全軍盡沒，燕軍旋即輕取潼關，大唐名將哥舒翰投敵，安祿山乘勝兵進長安，剛剛慘敗的唐軍毫無阻擋之能，四散奔逃。眼見大勢已去，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帶著后宮佳麗和少數(shù)親信重臣偷偷逃往成都。第二天早朝時，眼見龍椅上空空蕩蕩，文武百官和全城百姓才明白，自己已經被敬愛的君王給拋棄了，于是也紛紛作鳥獸散，京城頓時大亂，五軍崩解，秩序蕩然無存，京城百姓沖入皇城，焚燒皇宮，劫掠財寶，甚至還有騎驢上殿者，大唐皇家的威嚴喪失殆盡，景象之凄惶，宛如末世。（“駕發(fā)，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舊唐書》卷115）

在逃亡路上，太子李亨策劃了馬嵬兵變，于756年七月在郭子儀等軍頭的擁立下強行繼位，奪了老爹的皇位。不久后安慶緒殺父而代，燕軍發(fā)生大規(guī)模內訌，史思明率半數(shù)兵馬自立。本已膽寒的唐肅宗看到如此良機，精神大振，遂封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令其把握機會，乘隙大舉反攻。郭子儀統(tǒng)唐軍主力進擊，雖然時機把握得不錯，但由于唐軍的戰(zhàn)斗力實在太差，連內亂正酣，人心惶惶，已然四分五裂的叛軍一部都打不過，結果慘敗于興平，士卒死傷枕籍，局面自此更為不利，郭子儀自請貶職三級，最后被降為左仆射。與此同時，大唐的經濟命脈江淮地區(qū)的局勢也同時惡化，之前全靠睢陽（今河南商丘）和南陽兩座堅城擋住南下江淮的叛軍，得以不讓對方切斷唐王朝的錢糧來源，但南陽在守了一年多后仍然等不到援軍，城中“人相食”，“餓死者相枕藉”，于757年夏陷落，睢陽則于十月陷落。其它方向上，靈昌陷落，太守許叔冀敗退彭城；陜郡被叛軍攻陷；重鎮(zhèn)上黨雖然沒丟，但守城的梁柱，大將程千里被叛軍名將蔡希德俘虜……總而言之，此時的整體形勢對唐廷極其不利，大唐已然瀕臨徹底崩盤的絕境。

三、乞兵回紇

此時長安已然淪陷數(shù)年，一個國家的首都是皇權最重要的象征，被逐出首都的唐廷本就顏面掃地，如果不能迅速平定叛亂，讓威信進一步下滑，那一旦讓各地的節(jié)度使們感到中央已然式微，產生趁機自立的念頭，那大唐的統(tǒng)治很可能會在短期內徹底崩塌。眼見大唐已經走到了亡國邊緣，唐軍此時的實際統(tǒng)帥，名將郭子儀在確定大唐根本無力剿滅叛軍之后，于八月勸說唐肅宗不惜代價乞兵于回紇汗國，借兵平叛。

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為了換取回紇人出兵，唐肅宗許下了一份極高的報酬：“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換言之，在收復長安后，土地和老幼歸大唐所有，而城中所有的財物（包括每個百姓家中的私產），都已經被唐廷出讓給了回紇人，對方可以恣意劫掠，而城中所有的青年男女也要任由其擄掠回國為奴。

回紇既得重酬，欣然出兵，據(jù)《新唐書》卷246記載：“賊皆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yè)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陜郡。王師入長安”。《舊唐書-回紇傳》則記載：“賊埋精騎于大營東，將襲我軍之背。朔方左廂兵馬使仆固懷恩指回紇馳救之，匹馬不歸，因收西京。”由于叛軍“素畏回紇”，見唐軍中竟有回紇人襄助，本就心驚膽寒，加上針對唐軍制訂的戰(zhàn)略部署被回紇人打亂，頓時驚慌失措，聯(lián)軍遂在長安城外大敗安慶緒麾下叛軍，收復長安。

757年十月十八日壬戊，聯(lián)軍不戰(zhàn)而下洛陽。就在大唐軍隊進入洛陽的時候，那些苦于叛軍騷擾，日夜企盼唐軍到來的百姓們才驚詫地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然已經被熱愛的祖國所出賣。按照大唐與回紇人的協(xié)議，此次回紇軍可以在以東都洛陽為圓心，半徑兩百里的區(qū)域內進行合法的奸淫擄掠，十余萬唐軍則對這些暴行視若不見，不聞不問。

那些后來信仰回教的穆斯林士兵們并沒有放過這個掘地三尺的大好機會，他們懷著對漢人和大唐的鄙夷，在洛陽城中大掠三日。就在回紇人還“意猶未厭”之時，殘存的洛陽“父老”們又斂集了羅錦一萬匹送入回紇營中，回紇人的暴行這才漸漸停止。由于此次回紇人初入大唐，尚存與唐朝結好之意，因此在施暴時尚有節(jié)制，只是如約搶財物，掠青年男女，而并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的燒殺，洛陽城中的老邁嬰幼大率無恙，被洗劫之后的洛陽也并未徹底殘破，這與下一次回紇人再入東京時那慘絕人寰的災難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四、五萬叛軍大破六十萬唐軍

在回紇人（唐軍也起到了輔助作用）殲滅了安慶緒部叛軍的十幾萬精銳部隊后，大唐的軍事壓力劇減，而叛軍則實力大損，況且叛軍兵卒們得知回紇居然出兵援助大唐，無不裂膽，很多中間勢力，甚至親叛軍的勢力也開始向唐廷傾斜，大唐在政治和軍事上獲得了雙重優(yōu)勢，形勢大為改觀。

然而此時回紇人已然歸國，唐軍集團重又陷入羸弱不堪的狀態(tài)，叛軍遂能夠再次逞威。758年九月，郭子儀和契丹族名將李光弼統(tǒng)軍二十余萬圍困安慶緒于鄴城，之后唐軍兵力又陸續(xù)增至六十萬，然而此時的唐軍都是些烏合之眾，以十倍兵力圍攻小小鄴城四個多月竟不能克，表現(xiàn)異常太過拙劣。郭子儀最后連掘開漳水河堤，迫其改道灌城的辦法都用上了，也不知道下游多少百姓因此妙策而遭災破家，鄴城最終水深數(shù)尺，又斷了糧，唐軍卻仍不能克。一直拖到759年二月末，史思明統(tǒng)精兵五萬援安慶緒，唐軍步騎六十萬列陣于鄴城北部拒之，雙方間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野戰(zhàn)。（“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思明自將津兵五萬敵之”——《資治通鑒》）

唐軍此次幾乎拼湊了旗下的全部兵力，試圖倚多為勝，抵消自己野戰(zhàn)能力較差的劣勢。然而綿羊再多也不是虎狼的對手，史思明率精騎突入唐軍陣列，唐軍損失甚大，很快便難以支撐。就在此時，大風突起，更加劇了唐軍的潰敗，九節(jié)度中實際的首領郭子儀（另一個威望與他齊名的是李光弼）見大勢已去，便扔下友軍，引本部不戰(zhàn)而逃。郭子儀所部的朔方軍是唐軍中最精銳者，本為全軍殿后坐鎮(zhèn)，他這個主將率先統(tǒng)軍潰逃，更是加速了全軍崩塌的進程。正在前方激戰(zhàn)的軍卒見后軍已去，立時毫無戰(zhàn)志，整個唐軍的陣勢迅速崩盤，叛軍乘勢掩殺，唐軍士卒尸橫滿地，兵馬折損大半，好不容易斂集來的糧草輜重也盡數(shù)丟棄，萬匹戰(zhàn)馬僅余三千，十萬甲杖全失，盡為叛軍所得，戰(zhàn)后“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

在此役中，史思明統(tǒng)五萬兵馬大破六十萬唐軍，創(chuàng)下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幕以少勝多的經典戰(zhàn)例。戰(zhàn)后，郭子儀率部倉惶逃回洛陽，李光弼和其他八位節(jié)度使也各率殘部潰歸本鎮(zhèn)。在潰逃路上，大唐敗軍把威風都宣泄在了老百姓頭上，侵掠擾民，無惡不作，地方官吏無法制止，混亂的局勢十多天后才結束。（“鄧，諸節(jié)度各潰歸本鎮(zhèn)。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在大潰敗中，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禮所部軍紀嚴明，能夠“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其實在當時的唐軍將帥中，以契丹人李光弼最為善戰(zhàn)，治軍也最為嚴明，他在整個安史之亂中也居功最大，遠過名不副實的郭子儀，只不過身為異族，不似郭子儀般被后世中原史官大加吹捧，這才在聲名上墜于郭子儀之下罷了。

在《新唐書》中，出于諱言失敗、丑化叛軍的動機，史官們竭力歪曲此次戰(zhàn)敗的事實，試圖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當激戰(zhàn)時突然刮起大風，還說什么因為風大，所以“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可卻無法解釋，混戰(zhàn)于一處的兩軍同時遇到大風，同時轉身而逃，為何叛軍在大風過后仍然強大，而唯有唐軍分崩潰散，最終被史思明徹底擊潰。筆者認為，在河南地界上，風級再大也有限，影響嚴重的區(qū)域決不會太大。唐軍六十萬人列開陣勢，至少也要覆蓋數(shù)十公里的區(qū)域，又有什么大風能選擇性地將這六十萬甲兵吹散，卻獨獨對叛軍網開一面呢？要知道，大風可沒有私心，是不會像唐朝史官那樣厚此薄彼地。

盡管此戰(zhàn)的內情已經被削刪得干干凈凈，但我們僅憑最基本的邏輯和常識，便能夠推測出大致的情況。在交戰(zhàn)時大風突起，這事兒倒確實有可能發(fā)生過，但這最多只是一個潰敗的加速器，絕不會是唐軍戰(zhàn)敗的主因，將慘敗的責任全都推脫給天氣，不過只是史官們?yōu)榱舜筇普谛撸陲椞栖姷膽?zhàn)斗力極度低下而作的諉過之詞而已。六十萬唐軍看著嚇人，其實不過是些紙老虎，這從其幾個月連鄴城這種小城都攻不下便可看出。這支由眾多心思各異者倉促拼湊而成的庸碌之軍，戰(zhàn)斗力極低，士氣也極差，于是當精銳的叛軍鐵騎突入陣中后，實與虎入羊群無異。而就在唐軍還在苦苦支撐時，大風突起，紀律嚴整的叛軍雖然受到一定影響，但很快便能集結起來，再次發(fā)動攻勢；而對于軍紀渙散，本就已被打得焦頭爛額、心驚膽戰(zhàn)的唐軍來說，這場大風卻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隨著郭子儀的后軍率先扔下友軍潰逃，各懷異心的各支唐軍便紛紛搶著逃命，于是一場徹底的大潰敗就此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