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中午12時，一個尖利的男聲從收音機中傳來，以“朕”自稱者用文言體進行廣播，通篇只說“飭帝國政府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公告》，回避了“戰(zhàn)敗”、“投降”等字眼。不過此刻日本軍民大致也聽出，本國已戰(zhàn)敗并向敵國屈服，頓時抽泣聲、號啕聲、以頭撲地聲到處響起。然而，此刻日本雖表示降服，卻又申明是以“維護國體”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不禁會問：這真是無條件投降嗎？

“無條件投降”成為交易

1943年以后，日本面對軍事上敗局已定，就想方設法同美英講和。美國為減少損失并摸清對手的底細，派出杜勒斯為首的談判代表到中立國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義良海軍中佐密談媾和條件。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宮匯報。

羅斯福總統(tǒng)比較傾向于鏟除日本“官軍財抱合”的侵略勢力，不贊成采取通融。1945年4月他突然去世，以副國務卿、原駐日大使格魯為首的“日本幫”官員馬上積極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財團為美國服務，繼任總統(tǒng)杜魯門則稱贊格魯的觀點是“真知灼見”。此時，美國從未來控制亞太的戰(zhàn)略需求出發(fā)，便想適當保留日本的力量以對抗蘇聯(lián)。

德國投降次日即1945年5月9日，高松宮將藤村義良的來電報告皇兄，說美國態(tài)度已有松動。當時，藤村義良說最大障礙是“無條件投降”，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駐歐洲負責人杜勒斯則表示在“無條件投降”的名義下，可保留天皇制。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公開發(fā)表了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面沒有談到天皇制的問題。8月10日，天皇做出“圣斷”，決定向盟國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不過卻在最后加上一項要求──“附以一項諒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tǒng)治者之皇權”。日本的態(tài)度很明確，投降的前提是“不改變天皇統(tǒng)治大權”，這其實正是美國方面在5月間傳達的條件。

戰(zhàn)后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一書中曾這樣概括說：“日本投降實際上是以天皇為首的上層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同美國進行的一場交易。”

天皇《詔書》顛倒黑白

日本天皇“八一五”《詔書》的性質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應引起重視、有必要弄清楚的問題。國內對該詔書的叫法不盡相同，如“停戰(zhàn)”“終戰(zhàn)”“投降”，但是幾種叫法都一樣地把詔書的內容性質概括為“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種概括很不準確，模糊了《詔書》內容的實質，還麻痹著國人對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學的警覺。《詔書》的實質是：護皇應變、頌揚侵略、謀圖軍國之再起。

這篇《詔書》不說“投降”，連“戰(zhàn)敗”也不說，只說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時局”。《詔書》“死不認輸”的邏輯是：之所以現(xiàn)在投降，并非因為我們現(xiàn)在已經戰(zhàn)敗，而是因為預見到“如仍繼續(xù)交戰(zhàn)，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按此解釋，天皇是為了挽救人類之文明而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未公開承認戰(zhàn)敗。

《詔書》繼續(xù)頑固地仇視和輕蔑中國，根本不承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14年中日戰(zhàn)爭，也不承認“七七”事變以來的8年中日戰(zhàn)爭，只承認“向美英兩國宣戰(zhàn)”，且“自交戰(zhàn)以來已閱四載”。所謂“收拾時局”，就是收拾向美英兩國宣戰(zhàn)以來的4年戰(zhàn)爭的時局。自占領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將中國國民政府作為對手，扶持汪偽政權登臺，又把南京汪偽傀儡政府稱為“中國政府”，而把中國抗日軍隊稱為“重慶軍”“蔣系軍”“延安軍”“中共軍”。

裕仁這篇講話只是向自己國民的解釋，中心是諱言投降、頌揚侵略、輕蔑中國、大念忍經。按日本官方當時及后來的宣傳，天皇接受盟國條件是使國家免受破壞的“最大圣恩”，國民須萬分感激才對，對發(fā)動戰(zhàn)爭的責任則避而不談。后來右翼勢力一直鼓吹為侵略翻案，正是堅持這篇詔書的精神。

戰(zhàn)后幾十年間，日本官方認可的史書不提8月14日致盟國的同意投降電，也盡量回避9月2日簽降書，卻竭力提高“八一五”《詔書》及“玉音廣播”的地位，把“二戰(zhàn)”終結的功勞放到裕仁頭上，這真是顛倒歷史黑白。

日本皇室無一受追究

美國占領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國公眾對發(fā)動侵略者要給予追究的壓力，同意對戰(zhàn)犯進行審判。當時追究日本戰(zhàn)犯對美國是一件難事，這既要履行對日本當權者的約定，又要對受害者有交代。

美方將襲擊珍珠港時擔任首相的東條英機列為第一號戰(zhàn)犯，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財閥則被描繪成任軍人擺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況的人都知道，戰(zhàn)爭結束前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天皇身兼陸海兩軍的統(tǒng)帥(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首相、陸相、海相都無統(tǒng)軍權，大的軍事行動都出于“圣斷”。東條英機只是戰(zhàn)時十幾任首相之一，作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惡極，其地位卻只是一個天皇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臣仆，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相比？

在東京審判中，經中國法官據理力爭，最后表決時以一票的微弱優(yōu)勢，才最終得以判處東條、松井、板垣、土肥原等七名甲級戰(zhàn)犯以絞刑，使這伙昭和軍閥頭目受到懲罰。不過這種追究明顯是不徹底的。日本皇室成員無一人受追究，包括下達在南京“殺掉全部俘虜”命令的大屠殺罪魁“皇叔”朝香宮(時任上海派遣軍司令)。

美國占領日本后，雖對其政治經濟結構進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日本原有政府卻繼續(xù)保留。德國戰(zhàn)后的領導人在東西兩側都由原來的反納粹人士擔任，日本戰(zhàn)后幾屆首相卻是過去對戰(zhàn)爭有重大責任的高官，有的還是甲級戰(zhàn)犯(如岸信介)。日本的國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將處理具體政務權交給了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