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初期，國民政府情報部門所破獲的黃浚父子叛國案被人號稱為民國史上最大一樁日本間諜案，曾引起社會的轟動。然而破獲的過程，在當時卻是秘而不宣，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的《國共抗戰(zhàn)大肅奸》一書披露了詳細的內幕。

黃浚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機要秘書，其地位僅次于秘書長，深得汪精衛(wèi)的信任和欣賞。此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后長期在北洋政府任職，與北洋各要人及前清遺老遺少多有來往，因此十分熟悉前清的掌故和歷史，撰寫了一部約數(shù)十萬字的近代筆記著作《花隨人圣庵摭憶》，內容豐富，精彩紛呈，在當時非常得好評。他的詩、詞、書法文章俱佳，可謂才名滿天下，比如梅蘭芳先生的拿手戲《天女散花》，就是由黃浚創(chuàng)作的。

像這樣一位大才子，很難想像他竟是一位日本間諜。

他的身份暴露緣于江陰要塞泄密案。

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民政府從戰(zhàn)略角度出發(fā)，在華東開辟新的戰(zhàn)場，在籌劃淞滬之戰(zhàn)時，曾有方案，以海軍突然封鎖長江下游最狹窄的江陰要塞江面，既防止日軍艦隊從上海進攻南京，另一方面攔截并獵獲當時處于長江中上游的日艦日船，一舉取得戰(zhàn)略上的先手。

這是當時的最大軍事機密，除與會的幾位高級將領以及擔任記錄的機要秘書黃浚外，無人知曉。此次會議的時間是在1937年8月5日，然而從6日起，在長江中上游沿線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駛或停泊的日軍船只全部升火飛速駛向長江下游，沖過江陰要塞。而在重慶、武漢、南京一帶的日本僑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與活動，隨日船撤離。許多人甚至丟下了貴重的物品而不顧，有的連擺上桌的飯菜也沒來得及動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這一切都表明他們是突然得到消息的。

因為日方事先得到消息，中方的這次行動沒有收到奇效，僅捕獲了兩艘日本商輪。因此日本海軍全身而退，在后來的淞滬之戰(zhàn)中，給中國軍隊造成了重大損失。

很明顯，中方高層人士中出現(xiàn)了“內鬼”。

戰(zhàn)事發(fā)生后，因為戰(zhàn)場形勢危急，身為中方最高統(tǒng)帥的蔣介石幾次要到前方督戰(zhàn)，但因日本飛機對南京到上海的鐵路進行了嚴密的封鎖，狂轟濫炸，很不安全。新任副參謀長白崇禧因此建議道，因為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將去上海接見英僑，可以搭乘他的汽車，以避免日軍飛機的轟炸。蔣介石對這一意見表示了同意。到了第二天，蔣介石卻臨時改變了主意，一者另有要事脫不開身，二者他也不愿為了躲避日機而乘坐掛有英國國旗的車。結果，許閣森在半道上即遭到日機掃射，且身受重傷，生命危險。英國當時是中立國，許閣森的座車上又有明顯的英國標志，為什么日機不惜冒犯國際公法和開罪英國而開槍開炮，顯然他們知道蔣介石將乘坐此車，他們是沖著蔣介石來的。

那么，他們是怎么得知這一消息的呢？

軍統(tǒng)局負責人戴笠受命調查此事。他首先將江陰泄密案與這一事件串并起來，發(fā)現(xiàn)能知道這兩次事件秘密者并不多，在一一進行排除外，將目光鎖向了黃浚。于是進行了秘密的監(jiān)視，從中又發(fā)現(xiàn)黃浚及他那位在外交部供職的兒子黃晟與湯山溫泉俱樂部的一位女招待有頻繁接觸，軍統(tǒng)特工隨即對那位女招待展開調查，吃驚地發(fā)現(xiàn)這位女招待竟是一位日本特工，叫南造云子，因此決定收網。

黃浚父子被捕后，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不久即被國民政府明令槍決。

而南造云子卻出人意料地從國民黨監(jiān)獄脫逸，這又是一個不解之謎。此人后來在上海蔣汪日特工戰(zhàn)時被槍擊而死。

黃浚間諜案被破獲的經過除以上說法外，戴怡康在其所撰《英國大使被狙擊的幕后》一文中另有補充，在江陰泄密案和狙擊英國大使案發(fā)生后不久，又發(fā)生了一起中央軍校逃車案，日本間諜再次將暗殺的目標指向蔣介石。

這件事讓蔣介石尤其惱火，他是以黃埔起家的，所以在南京時，大都住在中央軍校內，因為他以為住在他的學生中間是最安全的。現(xiàn)在，最安全的地方也不安全了，這使他感到日本間諜的可怕。

此事發(fā)生在9月初的一天，中央軍校內舉行“擴大總理紀念周”，中央黨政軍各部大員及蔣介石本人都屆時出席，因此警衛(wèi)也特別嚴密。就在大家靜候蔣介石蒞會時，會場上發(fā)生了一陣騷動，不一會有人報告，有兩名嫌疑人企圖混入會場，被識破后乘坐一輛轎車逃跑了。

事后，軍警進行了調查，判斷那兩名嫌疑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務，目的就是企圖刺殺蔣介石和其他軍政大員。然而這兩個特務如何能混入中央軍校，又如何知道蔣介石要參加會議呢。

軍警清查了那天校門登記的進出中央軍校各單位參加會議的官員車號，最后發(fā)現(xiàn)那兩名嫌疑人乘坐逃走的轎車竟是黃浚的轎車，從此揭開了黃浚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