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蔣介石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行了一次長談，蔣表示國民政府決不對日妥協，要求蘇方“允許蘇聯飛行員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國軍隊”，同時請蘇聯派遣人員幫助訓練中國空軍。蘇聯政府同意以志愿隊的名義給中國提供戰機和飛行員，幫助中國抗日。

民政部近日公布的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中，有兩名蘇聯飛行員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就是蘇聯援華航空志愿隊成員馬爾克·馬爾琴科夫和格里戈里·庫里申科。

對于援華航空志愿隊，我們比較熟悉的是陳納德領導的“飛虎隊”，這支神奇的隊伍在中國戰場上創造了諸多神話，“飛虎隊”的大名也由此家喻戶曉。但豈不知早在“飛虎隊”來華之前，蘇聯航空志愿隊就參加了中國抗戰，其貢獻與“飛虎隊”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由于種種原因，他們背后那段熠熠生輝的歷史被長期湮沒于歲月的塵埃之中，很少有人知道。

蔣介石請求蘇聯空軍支援

1937年春，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聘請美國陸軍航空兵退役軍官陳納德來華擔任顧問。7月初陳納德抵達上海，隨即考察了中國空軍的情況。后來陳納德告訴宋美齡，當時中國空軍名義上有500架飛機，但實際上只有91架能夠起飛戰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員不超過600人。抗戰爆發后，原本就相當薄弱的中國空軍經過戰爭的磨礪，可用飛機只剩30余架;而當時日本空軍則擁有飛機2625架，其中用于侵華的陸軍航空兵飛機約300架，海軍航空兵飛機550架，合計850架，數量遠超中國，取得了完全制空權。在這種情況下，日軍肆無忌憚地轟炸中國軍隊、城市和平民，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構成了極大威脅。

當時西方諸國均以“嚴守中立”的名義，停止向中國出售軍用物資，美日矛盾也不突出，美國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歐洲。當時的國民政府可謂是孤立無援，只有與中國接壤的蘇聯擔心日本的擴張會危及自己在遠東的安全，所以采取了較為積極的援華政策。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唯有向蘇聯求援。

1937年8月下旬，中蘇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軍事技術援助協定》，蘇聯宣稱將提供給中國數億美金的貸款和軍購。8月底，蔣介石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行了一次長談，蔣表示國民政府決不對日妥協，要求蘇方“允許蘇聯飛行員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國軍隊”，同時請蘇聯派遣人員幫助訓練中國空軍。蘇聯政府同意以志愿隊的名義給中國提供戰機和飛行員，幫助中國抗日。

蔣介石隨即電告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請他與蘇方洽商“飛機交涉”，表示中國“現最急需用者為驅逐機二百架與重轟炸雙發動機一百架”。蔣介石在致斯大林的密電再次提及空軍援助事宜：“尤其飛機一項，實迫不及待，中國現只存輕轟炸機不足十架，需要之急，無可與比，請先將所商允之轟炸機與發動機盡先借給，速運來華。”斯大林很快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1937年9月開始運送第一批飛機來中國，隨后又選拔大批飛行員和航空地勤人員，以蘇聯空軍志愿隊的名義來華。據陳納德回憶：“當那些駐華的美國外交官正忙于促使美國空軍人員離開中國時，蘇聯的空軍就到中國來了。他們派來四隊戰斗機，兩隊轟炸機，裝備都很完全，準備抵抗日本。”

屢建奇功的蘇聯航空志愿隊

在華期間，蘇聯航空志愿隊這支抗日“外援”屢建奇功，重創日軍，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1938年奇襲日軍臺北松山空軍基地。

1938年2月，航空志愿隊顧問雷恰戈夫獲得情報，臺北松山日軍空軍基地有大批新式飛機組裝，他決定發動偷襲。襲擊編隊兵分兩路，一路是駐南昌的12架CB轟炸機，一路是駐漢口的28架CB轟炸機。2月23日凌晨，兩隊飛機分別從駐地起飛，據當時的飛行紀錄記載：“所有飛行員都一反節假日的習慣——起床很早。需要再次檢查飛機，檢查加油量，掛上炸彈，確定航線和目標。雷恰戈夫這才允許起飛。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航線是嚴格保密的，中國勤務人員誰也不知道。拂曉我們就飛臨臺灣海峽閃光的水波上空。我們沒有氧氣設備，感到喘不過氣來，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失掉高度就等于失掉距離。”

蘇聯航空隊的這次奇襲非常成功，機群抵達松山機場上空后，突然開火，日軍毫無防備，亂作一團。這次襲擊共投彈280枚，炸毀敵機40余架、兵營10座、機庫3座，擊沉擊傷船只多艘，松山機場完全陷入癱瘓。

襲擊松山機場不久，蘇聯轟炸機群再次出發，對日本本土進行了轟炸，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士氣。機群飛越日本九州島上空，對長崎、福岡等地進行了投彈轟炸，還撒下了百萬余張和平反戰傳單。

從1937年10月來華到1941年底回國，蘇聯航空志愿隊與中國人民并肩浴血奮戰四年有余，蘇聯總共派遣了3665人來華參戰，其中飛行員1091名，機械師、工程師等航空輔助人員2000余名。據國民政府統計，志愿隊此間戰績輝煌：1937年12月擊落91架，炸毀43架;1938年擊落130架，炸毀136架;1939年擊落33架，炸毀71架;1940年擊落16架，炸毀14架;1941年擊落5架;總計擊落敵機539架。

在此期間蘇聯還派遣日加列夫、雷恰戈夫等幾十位航空專家，作為志愿隊的組成人員，在蘭州、伊犁、成都等地建立航空供應站、飛機修配廠和航空學校。這些蘇聯專家對中國航空人員進行技術訓練，為中國培訓了大批優秀飛行員和技術人員，大大提升了中國空軍的作戰能力。

在華期間，先后有200多名蘇軍飛行員血灑長空，為中國抗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本文開篇提到的庫里申科就是其中的代表。庫里申科是航空志愿隊飛行大隊長，1939年6月來華，在與日本人的戰斗中，庫里申科率領蘇聯小伙子擊毀了100多架敵機。1939年10月14日，庫里申科在與日寇作戰時犧牲，國民黨川陜鄂綏靖公署上校參謀陳嘉章與庫里申科有過交往，他在回憶文章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庫里申科大隊長率隊在武漢上空同德國法西斯提供給日本的‘米塞斯特’戰斗機展開了生死的搏斗。據庫里申科大隊長的射手說，在這次戰斗中擊落敵機6架。戰斗剛一開始，3架米式敵機就直撲向庫里申科的領航機，射手對準猛撲的敵機開火，黑煙馬上冒起來了，敵機翻滾下去了。但庫里申科駕駛的領航機的左發動機，卻被另一架敵機打中了。庫里申科用單發動機飛出重圍，沿著揚子江飛到四川萬縣上空，機身失去了平衡，不能再繼續前進。為了保持飛機完整不受損失，庫里申科將單發動機飛機，平衡地降落在揚子江心。轟炸員和射手脫下飛行衣，跳水游到岸上，但3個月來為中國人民抗日事業晝夜操勞的庫里申科大隊長，再無力游到北岸了。揚子江的狂濤卷走了這位中國人民的戰友。”

當時蘇聯援華人員的去向都是保密的，連家人也不知道。1950年代中期，庫里申科的女兒莫娜·庫里申科在莫斯科機床制造學院學習，同學中有不少中國留學生，一位中國同學有一次與莫娜閑談：“抗戰期間有一位蘇聯飛行員犧牲在中國，他的姓氏和你一樣，名字叫格里戈里·庫里申科，是不是你的親屬？”在父親犧牲十幾年后，女兒終于知道了他的下落。

蘇聯空軍援華為何鮮為人知

在中國，陳納德的名字和“飛虎隊”、“駝峰航線”的故事可以說是婦孺皆知，而蘇聯援華航空志愿隊卻是鮮為人知，這其中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內幕呢？

根據解密檔案的記載和當事人的回憶，估計大體上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由于當時蘇日之間并未宣戰，蘇聯擔心引發與日本的軍事沖突，因此不愿意公開介入中國抗戰。在這種背景下，蘇聯空軍進入中國后必須保密，飛機去掉了所有國家標記，蘇聯國內嚴禁議論此事，蘇聯政府和志愿隊隊員也非常低調，對家人也保密，庫里申科在給妻子的信中就曾這樣寫道：“我調到東方的一個地區工作，這里人對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鄉一樣。”

二、中國政府對蘇聯志愿隊沒有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報道。1937年，中蘇兩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依據條約規定，蘇聯向中國援助大量物資，空軍支援力量則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現。有鑒于此，蘇聯空軍志愿隊員來華后一般不拋頭露面，以1938年2月18日空戰為例，戰事結束后，中央社報道時只強調了“我空軍”將士建立奇功;《新華日報》同樣沒有提及蘇聯空軍戰士：“這幾天來，武漢市面不論窮街僻巷，都在議論著18日我國空軍擊落敵機16架偉大勝利的情形。”這一點與“飛虎隊”截然不同，蘇聯航空隊自始至終都是志愿者形式，是秘密的，而“飛虎隊”開始是志愿者，后來美國參戰后就不需要偽裝了，可以正面宣傳。

三、蘇聯志愿隊隊員來華后許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這給今天歷史研究者厘清他們的來龍去脈增添了難度。航空志愿隊隊員普希金1938年3月來到漢口參戰，他在回憶錄《莫斯科—漢口》中提到：“我們在中國打仗都是用的假姓，例如機組都是姓‘鳥’的名字：索洛金、拉斯多奇金、奧爾洛夫。”在俄語中的意思是喜鵲、燕子和鷹。

四、蘇方的有意掩飾，使得援華航空志愿隊的資料匱乏，存世不多。在蘇聯內部，這項行動被稱為Z作戰，除軍事人員外，一些黨務人員也一同派遣過來，為掩蓋這些政工人員的身分，蘇方采用“首席領航員”等多種頭銜掩飾。志愿隊所有人員在蘇軍中的真實身份和職務都對中方保密。

所有這一切，都為蘇聯航空志愿隊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1941年，蘇日關系緩和，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隨后德蘇戰爭爆發，蘇聯借機停止了援華，并撤走了航空志愿隊，這支部隊從此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近年來前蘇聯檔案資料的解密，相信會有更多關于航空志愿隊的內幕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