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1939年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共22條。之后該條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兩次修訂，對其中離婚條件都做了具體的列舉規定。

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法律條文的執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組織紀律來約束。戀愛結婚的條件有“二五八團”和“三五八團”之說。前者為：25歲，8年軍(干)齡，團級干部;后者為：男女雙方必須有一方是八路軍的團職干部，男女雙方必須是黨員，且有3年黨齡，雙方年齡之和為50歲。對此，筆者至今沒有查找到任何具體的組織決定，估計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個部門自行擬定的，執行當中也時常因人而異，因事而異。

比如，當時駐守在米脂的八路軍三五九旅規定的婚姻條件就寬松得多：紅軍時期入伍的連以上干部、抗戰時期入伍的團以上職務，年齡在28歲以上，即可就地解決婚姻。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感覺到，隨著革命女青年的到來，婚戀情況也多起來。為了不影響學習，他在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決定，要求學員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領導干部沒有報告，就與女學員結婚了。有人匯報后，毛澤東一紙手令，將該領導撤職，并降一級使用。莫文驊又覺得事情處理得嚴重了點，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求情信。毛澤東叫人把莫文驊喊去，當面責備說：“你這個莫文驊，規定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結婚的是你，現在說情的又是你，出爾反爾，怎么搞的嘛？”莫文驊自知理虧，趕緊檢討。 后來，抗大發生黃克功事件，大家知道問題嚴重了。

受托隨何穆、陳學昭夫婦到延安的夏沙，從抗大畢業后，被分配在抗大總校文工團工作。抗大總校于1939年遷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后轉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又回晉察冀。1942年整風運動期間，她帶著身體和心靈的創傷回到了延安。

17歲時，她與文工團一位同事戀愛。不料，另外一個同事在與她接近過程中卻使她懷孕了，這時她剛18歲。她相信組織，找到副政委張際春坦白交代，并請求處分。張際春給她無限期延長入黨預備期的處分，但勸她結婚。張際春說，共產黨員不結婚生孩子，怎么向群眾解釋？也不能把你長期“堅壁”在山洞里不讓人知道。你們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離婚嘛。1942年，張際春調任八路軍野戰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來了新的副政委，他說共產黨員怎么能那么隨便，結婚不久就離婚？

為保護兒童，陜甘寧邊區政府明確規定嚴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論”。私生子與一般嬰兒享有同等待遇，“周歲以前之嬰兒，無論由母親養育或雇人養育，每兒每月均發保育費10元;周歲以后的嬰兒，領取半成的伙食糧費，并發給保育費5元，不領伙食費者仍發10元。”(這個時期，八路軍津貼每月標準是：戰士1.5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團長4元，師長5元，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津貼也是每月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