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倭之間的戰爭，一般人均會想起中華民族死傷三千多萬人的抗日戰爭，令人切齒嗟嘆、盡喪北洋水師的甲午海戰，十六世紀慘烈的抗倭援朝戰爭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測想順帶消滅漢人“新附軍”、最終功虧一簣的元朝征倭大戰。數次戰爭，說句實話，代價巨大，敗多勝少。特別是距離今日最近的抗倭戰爭，最后關頭，如果沒有美國最后兩顆原子彈，狂妄叫囂“一億玉碎”的倭人不知還要涂炭我中華多少生靈。

其實，遠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們偉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鮮半島的白江(今韓國錦江)干凈利索地打過一個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當時，漢軍、新羅聯軍兩萬多(漢軍一萬多，新羅軍不到一萬)，對倭軍、百濟聯軍七萬多(倭軍五萬，百濟軍兩萬)，真正以少勝多，重創倭夷，且水陸并勝，焚燒倭軍戰般四百多艘，四戰走捷，倭、百聯軍不戰即降，余則倉惶遁走。而且，與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戰爭明朝主將鄧子龍與朝鮮主將李舜臣均壯烈戰死;白江之戰，唐軍主將劉仁軌與新羅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擻，完好無損。倭國國內大震，剩下未被屠殺的殘兵敗將逃返本島。心肝膽裂之余，倭人在國內鑿三重巨塹以防唐軍進攻。

當時當地，如此赫赫戰功，《舊唐書·劉仁軌》傳中，卻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個字：“于是(劉)仁師、(劉)仁愿及新羅王金法敏師陸軍以進。(劉)仁軌乃別率杜爽、扶余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劉)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扶)余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余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眾并耽羅國使，一時并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資治通鑒·唐記十七》基本也是類似的描述，短短數十字。

即使以現代眼光來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謂大勝：又是以少勝多，又是水陸并進，又是“借東風”燒敵船，又是友軍配合作戰破敵聯軍，該記載該褒功該宣傳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書寫新、舊唐書以及《資治通鑒》的五代和宋朝，倭國名氣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計。當時的大將們，也以平高麗、滅突厥、卻土蕃、擊回鶻等等自耀大功，誰都不會把打敗倭人的戰績拿出來顯擺。當時的中國人，也沒多少知道倭國，估計可能吃過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國人，如果對他說美國大兵很狠狠教訓了斯威士蘭一頓，對方肯定一臉茫然：“斯威士蘭，哪里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嗎？不是斯里蘭卡吧？……”一直到數月后在哪個電視小節目上看見娛樂新聞數千美女猛晃豪乳競當國王新妃，這個美國人才恍然，“哦，斯威士蘭是南非一個部落小國啊。”由此可推，美國將士也只會吹牛說“兄弟在二戰、韓戰、越戰的那會兒……”絕對不會吹噓他在斯威士蘭宰過多少“馬猴”――當時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國、天朝，所以，對白江之戰，根本沒有什么人太當回事，不過是一次雞毛蒜皮的小勝利而已。

盛唐大宋，對倭國真的不甚了了，道聽途說，只作如下記載“日本，古倭奴也……國無城郭，聯木為柵落，以草茨屋(貧民窟一樣的草棚子)。左右小島五十余，皆自名國，而臣附之(散亂的部落聯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節貫后，貴者冒錦(倭國自古就窮);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發于后(跟高麗學的)。至(隋)煬帝，賜其民錦線冠，飾以金玉(日本在煬帝之前連衣冠都沒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來大唐跪拜求學打秋風，中華才對這些矬個子的小人種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貢使來唐，副使仲滿(阿倍仲麻呂)“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晁衡，這倭國哥們在天寶十三年忽起思鄉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 “衣錦還鄉”，中途遇風，差點被淹死。詩仙李白以為和自己一塊吃過倭瓜并收受過對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們喂了王八，三兩黃酒下肚，信筆涂鴉，有《哭晁衡卿》一詩：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

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來把矬哥們這“死人”就忘了。過了數月，忽然又驚見此人現身長安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間，李白還以為白日見鬼遇詐尸，實實嚇了一大跳。不過，詩也不白寫，此詩后來被人肉麻地吹捧為“中日友誼史傳誦千年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