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二年己巳之變發生的背景：

歷史學家通常把皇太極于崇禎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稱為“己巳之變”。這次戰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從宏觀上來說，它標志著雙方戰略形勢的又一次重大轉變。明朝的堡壘推進、經濟封鎖和外交聯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漸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戰略主動。從微觀上來說，此役又帶出了好幾個關鍵的話題：如督師袁崇煥之因反間而被逮殺；如山、陜、甘等地勤王軍之嘩變，成為明末農民起義之關鍵力量；如崇禎又被迫再次加餉，終于陷入財政死循環；甚至因為此役的緣故，九邊嚴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糧接濟，饑民大起，從而使得無業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終成為明朝之掘墓人。種種前因后果，皆在這次事變中交錯纏結，令后來讀史者嘆惋不已。這次戰役從崇禎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開始，直到崇禎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數退出關外為止，歷時七個多月，本文按各種史料略述其發生的背景情況。

天啟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死于叆雞堡，第八子皇太極繼位。當時，他所要面對的形勢是相當不利的。

從政治上說，努爾哈赤遺命諸王共同議政，皇太極要與其余三大貝勒共同并坐，其權力并不穩固集中，內部斗爭十分激烈。

從軍事上說，努爾哈赤晚年有好長時間并無征戰，最后一次大的戰役敗于寧遠城下，軍隊士氣不振。在戰略形勢上，后金雖然開疆拓土，但困難相當之大：西南面是堅固的寧錦防線，從正面硬攻傷亡必重，也沒有什么意義。東面是朝鮮和明朝的毛文龍部，雖然力量不強，但總是在后方不斷騷擾，是一大隱患。而且毛文龍的海上基地成為遼東漢人逃難的收容所，從遼東前后逃去之人“數十萬計”。

八旗人口有相當大的比例要連年征戰，耕作勞動大多靠遼東漢民和奴隸，難民不斷逃走，嚴重損害了后金的經濟力量。而西面則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諸部，雖然從努爾哈赤起后金就把與蒙古的聯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斷拉攏之，但由于各種原因，這些部落并沒有完全歸附。除了與科爾沁等部關系比較穩定外，蒙古最強大的察哈爾部林丹汗與后金長期交惡，勢不兩立。鄰近的喀爾喀部在明朝的挑撥利誘下，前后三次背盟，進攻科爾沁，襲擊后金的使者，搶掠財物。土默特、敖漢、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處，并不聽命。后金在軍事上處于一個孤立的被包圍狀態。

經濟上說，皇太極繼位不久后，遼東便發生了饑荒。到天聰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價格竟漲至8兩銀，出現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雖有銀兩，四面是敵，無處貿易。在這種情況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鸞的生員上書建議說，應當與明朝講和，不然恐怕“我國人民散亡殆盡”。

在種種不利面前，皇太極表現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擊敗了蒙古喀爾喀部，然后借袁崇煥派人來吊喪之機，開始了與明朝的議和行為，以穩住正面局勢。有些人認為皇太極的議和是真心實意，因為國力不濟而求和，但從歷史情況來看，這種說法很難成立，所謂議和很大程度是一種政治手段而已。在正面和談的掩護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擊朝鮮，并剪除毛文龍部的方略，發動“丁卯之役”。不久朝鮮戰敗，被迫談和，與后金訂立“兄弟之盟”，并給予一定的經濟援助。毛文龍部絕大多數則被趕入海島，失去了陸上基地。皇太極東面的后顧之憂基本解決了。

在后金用兵朝鮮之際，明朝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也沒有閑著。他不愿冒險發兵援救朝鮮東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陽大本營作為牽制，只是派遣一支部隊在三岔河口虛張聲勢。袁的算盤是，趁皇太極東面用兵之際，趕時間搶筑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帶的城堡，將明軍的防線由寧遠再推進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錦義、而廣寧、而遼沈，步步打實做去”，一路把堡壘修到沈陽城下。按袁崇煥的設想，只要一路穩扎穩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勝”。他后來復出后大言“五年平遼”，實際上并非一時心血來潮之言，而是他一貫對于自己戰略的樂觀估計（或者說夸大估計）。

但實際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穩穩，不受打擾地實行他們的堡壘戰略。皇太極決不能容忍明軍的城堡修到錦州附近。四月十八，征朝鮮之兵剛回到沈陽，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軍在進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師征明。明軍的大凌河、小凌河諸城尚未修竣，又被毀壞。但錦州已經完工，大將趙率教領兵固守，皇太極幾次攻城，都不能攻克，傷亡慘重。再攻寧遠，也沒有機會。加上此次興兵，原本是倉促之舉，酷暑炎熱，許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圍退走。這就是明軍著名的“寧錦大捷”。

后世論者多著眼于明軍戰術上的勝利，卻看不到在戰略上，后金其實略占便宜。明朝實際上是以犧牲朝鮮和毛部的代價，換取時間來鞏固錦州一帶，目的是想以此為跳板再往義州、廣寧方向前進（當然，若全力救朝鮮，可能要提前冒險進行決戰，對明亦不利）。但朝鮮三個月即已不支，皇太極達到目標后，回師攻錦實乃必然的應著。縱然倉促，卻也是勢在必行。從結果來看，雖然錦州不能攻下，但外圍城堡都被拆毀，明軍一路筑城前進之勢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長期間內都無法恢復，明方的戰略目標終于無法實現。

事實上，錦州被圍，明方損失亦重，特別是塔山被占，寧錦間頓時音信不通，淪為孤城，這使得戰后朝野間立即出現了對該不該守錦州的質疑。當時的薊遼總督閻鳴泰提出：“錦州遐僻奧區，當日議修已屬失策。” 他的意思是，錦州一城，本來無險可守，就算失去了，對關門重地也不會有什么影響。但錦州離沈陽過近，欲修欲守，必定招來兵釁，而且錦州孤懸，又不能呼應寧遠，“以區區彈丸，幾致撓動乾坤半壁”。既然明軍還不想，也無力與后金決戰，就應該退一步放棄錦州，先保寧遠。同時在山海關、薊鎮練兵為上。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駐少量兵力“以為虛著”而不應“泥為死局”。“錦州之守，原屬非策。今即誤矣，豈容再誤？”

明朝的武將們也對守錦州提出異議，駐守該地的總兵尤世祿稱錦州“城池遭雨崩頹，萬不可居[16]”，撤往杏山。駐塔山的侯世祿也認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別所”。

兵部侍郎霍維華比較得失后，仍然覺得“錦城已守有成效，決不當議棄。[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辦法，只說“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煥已被彈劾不救錦州，“暮氣難鼓”而辭去，王之臣接任督師，守錦州守到次年二月，終于放棄。在史料中一時難以找到最后棄錦的確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禎元年三月，明軍已放棄錦州、塔山、杏山一帶。該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極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壞了錦州、高橋、杏山三城，并毀掉十三山以東臺站31處，更向西攻擊明軍大興堡，未果。至此為止，袁崇煥第一次與皇太極議和所爭取到的成果已經因為各種原因，喪失殆盡，所修城堡全數被破壞，空費了時間金錢人力。后金雖有寧錦之敗，但其戰略目標基本達到，更破壞了明方的策略，進一步爭取到了主動權。

在蒙古方面，皇太極也有意外之得。天啟、崇禎之交，自小王子東遷后一直在興安嶺一帶游牧的蒙古察哈爾部（明人稱插漢）終于不敢和后金決戰，在林丹汗（明人稱虎敦兔）的率領下又往西遷。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孫，號稱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萬大軍，但實際上許多部落并不聽從他的命令。林丹汗試圖重新統一蒙古各部，發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碩克圖汗（明人稱卜失兔），將其擊敗，逃往鄂爾多斯。他隨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臺吉諸部，激起蒙古各個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聰二年，他與各部聯軍在土默特趙城大戰，雖然獲得慘勝，但引起的仇恨越來越大，各個部落都紛紛叛去。喀爾喀五部、奈曼、敖漢、炒花、喀喇沁殘部等都一窩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對于后來的入口尤為重要，后文將進一步詳述。

皇太極對于來投的蒙古諸部極為重視，給賞聯姻，并于天聰二年九月率領諸部出征察哈爾。這樣一來，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為皇太極的盟軍，為繞道南下，從長城入口創造了條件。

在明朝方面，天啟皇帝朱由校于天啟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檢繼位，是為崇禎皇帝。崇禎上臺比皇太極要晚一年，當時年僅十七歲。這位少年皇帝馬上展現出了過人的權謀，他不動聲色地布置準備，然后干凈利落地除掉了權傾一時的大太監魏忠賢，并清理了所謂的“閹黨”。當初被魏忠賢一伙所排斥罷免的官員又被紛紛啟用，崇禎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管天津、登萊軍務。袁崇煥疏辭，不許，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見于平臺。他在與皇帝的對答中，慷慨自許，夸口要“五年平遼”。崇禎大為寬慰，溫言答之，賜其尚方劍，蟒玉、金幣，并保證盡量滿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煥出關后，首先處理了寧遠因為欠餉而致的嘩變，然后修城堡，清兵額，統事權。崇禎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島總兵毛文龍議餉，于雙島以尚方劍殺之，并收編其統轄的東江鎮部隊。與此同時，袁崇煥又積極與皇太極展開第二次議和，雙方往來的書信從崇禎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極出兵之前，絡繹不絕。

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太極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師伐明。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寧錦，而是取道蒙古，破長城隘口而入，直搗內地。“己巳之變”發生了。

也怪不得崇禎要把袁崇煥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