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南宋被蒙古所滅，漢民族首次亡國，當時的日本處于鐮倉幕府八代北條時宗執(zhí)政時期。幾乎在滅南宋的同時，忽必烈派使令日本臣服，年僅23歲的“少主”北條時宗以一國之主的身份斷然拒絕，斬殺來使。面對強大的蒙古軍團，北條時宗毅然決定軍事對抗，日本當時雖無槍炮，但幕府動員全國武士應戰(zhàn)。他的那句得益于中國流亡大師無學元祖的“莫煩惱，驀直前進”名言流進了日本武士的心脾。

死戰(zhàn)蒙軍的日本，借助兩次臺風，創(chuàng)下了歷史上罕見的逆轉記錄，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國，敗在了當時軍事力量還不及南宋的日本手下。日本在擊敗元軍之后，對戰(zhàn)俘進行了處理。世所共知，蒙古帝國在元統(tǒng)治期間，曾經把帝國臣民分為四等。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三是漢人，四是南人(南方漢人)。而日本在擊敗元軍之后的戰(zhàn)俘處理上，也參照了蒙古人的標準。他們把俘虜分四等，一是蒙古人，二是色目人，三是女真人，四是唐人(南方漢人)。

不過，他們對這四等人的待遇恰好相反——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全部處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漢人)免死。為什么單獨留人漢人？不少中國歷史愛好者一廂情愿地認為，這是日本對華夏文明的崇拜情結所致。然而，崖山之后，南宋滅亡，蒙古帝國所建立的大元吞并中國大陸，當時在日本人眼里，華夏已經被外族征服，甚至學習華夏文明告一段落。對如此文明、亡國軍隊，還有什么崇拜之情？

據史書記載，對當時“脅從作戰(zhàn)”的漢軍，日本沒有崇拜，只有鄙視。在抗元戰(zhàn)役，日本人對元軍中的漢人評價最低，在他們看來，漢軍貪生怕死，士氣低落，是標準的魚腩部隊。元軍兩次伐日，第二次伐日龐大的遠征軍成分比較復雜，蒙古軍、漢軍、高麗軍俱在其中。遠征軍中蒙古人不占多數，漢軍脅從作戰(zhàn)最眾，但卻一切唯蒙軍馬首是瞻，不能成為作戰(zhàn)的中堅。

當海面突起“神風”(臺風)，北方艦隊剩余的艦船搭載指揮官以及部分蒙古軍和高麗軍逃離戰(zhàn)場駛返高麗。南方軍漢軍指揮官和部分高級官員馬上丟下大部隊，乘南方艦隊殘存的幾艘船逃離。丟在日本九龍山海灘上的近十萬元軍，無力突破日軍的防線，補給消耗殆盡，又失去了退路，指揮官和督戰(zhàn)隊逃走，士氣崩潰，只得等死。戰(zhàn)爭最后階段，日本人開始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qū)，然后縱兵發(fā)動總攻。元軍大部被殺，剩余的兩萬多人作了俘虜。可見，元軍伐日、日本抗元驗出了被征服后的漢軍本色：毫無血性，不堪一擊。但也恰恰由于這個原因，日本鐮倉幕府才發(fā)做出了免死令：漢人雖然打仗不行，但長于生產，非“嗜血難馴”之輩，因此可以為“地瘠人乏”的日本做貢獻。所以，元軍俘虜中的蒙古人女真人色目人均被日本人殺掉，而戰(zhàn)俘中的這部分漢人卻被日本最后赦免了，成為“部民”(賤民之意)。

歷史就是這樣詭異，“漢魂失血”反倒成全了“漢軍活命”。“華夏陸沉”和“日本抗元”對東洋歷史轉向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不拜華夏”與“取而代之”兩種心態(tài)在以日本為代表的“獨善其身”東洋國中連體生長。日本的東洋史中“中國古代”講到宋亡即告結束，他們認為宋亡后事實上已經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