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拆遷風波鬧得特別大的，要數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因修建中山路引起的聲勢浩大的拆遷戶請愿了。南京中山路，又稱中山大道，北端起自下關長江邊，向南經市中心鼓樓、新街口，東折至中山門，全長12公里多，寬40米，至今仍是南京主城區最重要的干道。這條馬路，當初是作為“迎櫬大道”特別興建的，有很強的政治目的。所謂“迎櫬大道”，即1929年6月1日孫中山“奉安大典”(安葬典禮)前，供孫中山靈車通行的道路。當然，這條道路的修成，將使南京市的交通大為改觀。從長遠看，這項工程將惠及當代及后人。

當時的南京市市長劉紀文自任首都道路工程處處長，親自抓中山路的建設。1928年8月12日破土動工，計劃于次年6月1日“奉安大典”前竣工，限期完工，督責嚴急。由于拆遷補償款不足以購買新房或建造新房，400多拆遷戶不接受補償方案，不“配合”拆遷。官方宣傳說，要建設就要先破壞，為了長遠利益，損害少數人的利益，也是迫不得已。但官方的“大道理”解決不了老百姓的實際問題。房子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房子拆了，他們就沒有了棲身之所。居無定所的日子，豈是人過的？他們想不通，對拆遷有抵觸，無不憤憤然。而不“配合”拆遷，官方便要派人強拆，于是矛盾升級。忍無可忍的拆遷戶(還有同情他們的人)，聚集一起，走上街頭，并蜂擁而至國民政府(在今長江路292號)，要求當局解決問題。蔣介石等要人在大樓里面，對情緒激憤的請愿者避而不見。也許他們害怕控制不了局面，不但平息不了風潮，反而會火上澆油;也許他們害怕請愿者不給他們下臺的臺階，讓他們難堪。總之他們害怕見民眾，不敢跟民眾直接對話。他們想到了一個他們認為最合適去做民眾工作的人，這個人便是馮玉祥。他們推馮玉祥出來跟民眾對話。

馮玉祥1927年5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1928年10月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在國民政府的高官中，他是一位很特別的人物。有人說他“事事與人不同”。他穿粗布衣，打扮與普通百姓差不多;他生活儉樸，粗茶淡飯，請客(包括請蔣介石吃飯)總是兩菜一湯;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獨到領悟，嘴邊常掛著“民生”二字，做事常能想到民眾。他與人不同，原來就在別人做官像官，他做官不像官。因此，他有“親民”形象，口碑甚好。蔣介石等人也許是要利用他的“親民”形象，所以把他推出去安撫請愿者。

對于蔣介石等人的心思，馮玉祥心知肚明。他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寫道：“南京城內大拆房子。蔣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寬大馬路。市政府就在地圖上劃了兩道線，線里限兩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們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兩萬到國民政府來請愿，蔣他們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給請愿的代表講話。我說：‘最好你們另請別人去，若我出去對人民說話，恐怕說出話來得罪朋友。’結果還是推我出去。”馮玉祥畢竟與國民政府眾要人不同，敢于走到民眾面前，直接與他們對話。他的這次講話，是一篇極精彩的演講詞。他沒有念講稿，而是即席講話，講的內容，不是秘書們所能寫得出來的。這篇演講詞，《馮玉祥日記》不載，現據《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全文援引。

馮玉祥對民眾說：“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給你們蓋上房，叫你們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沒蓋好房，硬叫你們搬出去那就不對。這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官國。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應當為主人做事，應當討主人的喜歡。現在我說個故事給大家聽一聽：維廉一世做了德國的皇帝，對于法國打了勝仗，維廉要把他的花園擴大。正好有一個老百姓有三間房，可是他不賣;要在另外買塊地方同這三間房來換，百姓也不換。維廉皇帝看別人去沒辦成，他就自己出馬同這房主說了許多好話。房主說：‘對于大皇帝的話我應當聽，但是我父親有遺囑教訓我不要賣這三間房屋，我要賣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國民做一個不孝之子吧？’維廉說：‘你知道我是德國的皇帝，連這小小的事都辦不成，還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說：‘假如你肯把你依法治國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幾個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這樣，你就不能動我的房子。’維廉氣得不行，回到宮里，正好畢士麥來給他賀喜說：‘大皇帝陛下有這樣守法的國民，我們應當來慶賀。’這樣維廉的氣才消了下去。一個有皇帝的國家，還不敢拆人民的房。我們是民主國家，若不得我們的同意，誰敢來拆房呀！”

馮玉祥說完了，滿肚子怒氣的民眾居然熱烈地鼓起掌來。馮玉祥不是站在與民眾對立的當局的立場，而是站在民眾的朋友的立場講話。他認為：民眾在拆遷問題上主張自己的權利，是天經地義的;政府拆遷，要得到拆遷戶的同意，未經拆遷戶的同意就拆房，是違法的。他的話講到了拆遷戶們的心里，因而他們以鼓掌來回報馮玉祥的演講。

蔣介石本來是要馮玉祥為當局講話的，哪知他為拆遷戶講話;本來是要他勸說拆遷戶服從政府的拆遷的，哪知他明確對拆遷戶說，政府強制拆遷就是不對;本來是要他“救火”的，哪知他“火上澆油”。蔣介石心中不快，自在意料之中。馮玉祥在書中寫道：“后來聽見說，蔣介石對于我這次的講話很不痛快！”馮玉祥講，對拆遷戶沒有安置好，硬讓他們搬出去，就是不對。這個簡單而重要的道理，在民國的官員中，真正懂得的，怕是不多。能像馮玉祥這樣設身處地為拆遷戶著想的，能有幾人？南京中山路風潮之后，別處又出現拆遷風波，這是為什么呢？就是因為當局不懂得馮玉祥說的拆遷道理。

若干年前，我在江蘇省政協文史委員會讀到了張一飛《我所認識的錢孫卿》一文(未刊)，文中便記述了一次征地拆遷事件：1935年，國民政府軍政部在江蘇無錫縣錢橋征地，以建造部隊營房。關于土地補償款，套用了南京市小營里征地的標準，即每畝補償17元。當地農民覺得很吃虧，不接受這一補償標準。他們推出代表，跟征地方交涉。民眾代表說，土地補償款，給的太少了;當地的土地，當時每畝價為200元，17元跟200元，差距太大了。民眾代表一次次交涉，逼得國民政府軍政部一次次讓步，后來讓到每畝68元。終因抗日戰爭爆發，營房未及建造，軍政部就西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