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是個人武藝大大高于中國士兵的武士，但“戚家軍”卻在多年的抗倭戰爭中，幾乎戰無不勝，甚至還創造了殲倭上千名、“戚家軍”無一傷亡的戰例。

本文摘自：《時代周報》第115期，作者：樂陶，原題為：《“武俠文藝大國”的實戰水平如何？》

中國是著名的文明古國，有人類文明就有狩獵、戰爭、搏擊、表演，這些都與武術有密切關系，中國武術肯定源遠流長。中國先秦是一個“俠以武犯禁”的時代，從韓非子《五蠹》中可見一斑。迄至漢代，社會上仍有一個身份明顯的“游俠”群體存在，《史記》中有《游俠列傳》記之。作為“五蠹”之一的“俠”實際上是列國諸侯、貴族所養的門客，是效力于個人的武士集團。而司馬遷筆下的漢代“游俠”則本是些布衣之徒，他們以個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義。可以說，由于存在“俠”這樣一個以武裝保衛、復仇、刺殺、私斗等為職業，崇尚個人勇力的社會階層，在先秦乃至漢代，中國武術的實戰技擊水平應不低于同時代的其他國家。

游俠群體銷聲匿跡

從世界歷史上來看，武士階層一般都是在封建貴族體制下，政治權力分散化的產物。如西方騎士階層興于歐洲中世紀“國王”與各“領主”共治的政治社會架構下，日本的武士階層興于10-19世紀“幕府”與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權力分散，國家的武裝力量也趨于分散，以小規模的武士集團為主。這樣的體制之下，諸侯武力爭斗頻繁，但戰斗規模也較小，武士個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下，國家權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權自上到下，一以貫之。民間的武裝力量必須被鏟除，才不會對獨尊的皇權形成威脅。武裝力量集中為只聽命于最高統治者的大規模軍隊，同時，國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會政策。由于整個國家只有一個獨大的皇家武裝集團，所以一般不會發生戰爭。一旦爆發戰爭，基本上都是針對外敵入侵或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戰爭。中國從秦、漢開始，封建貴族體制退出歷史舞臺，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被建立并逐漸成熟起來。到漢以后，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武士集團、游俠群體就被完全剪除，銷聲匿跡了。

在中世紀的歐洲與日本，武士階層是封建貴族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武士之間的比武格斗、甚至決斗得到官方支持，成為一種制度，這自然是他們達到高水平的武術技擊能力的保證。歐洲騎士制度一直到近代才終結，西方人的尚武、決斗之風也一直延續了下來。比如著名的法國數學家伽羅瓦就死于決斗，普希金也死于決斗，著名的聯邦黨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則死于同其政敵、美國副總統阿龍伯爾的決斗。日本的武士制度也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才終結，日本成為東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發展出所謂“武士道”。當今世界最頂尖的兩大綜合搏擊賽會UFC和K-1分別在美國和日本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國近兩千年的歷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國策，現實生活中缺乏一個實實在在的武士階層，缺乏制度性的格斗賽會的歷練、經驗，中國的武術實戰能力可想而知。

戰爭與武術距離遙遠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武士制度，但戰爭之頻繁、規模之宏大、程度之慘烈卻是無與倫比的。戰爭與武術自然關系緊密，戰爭能否為中國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實際上，大隊人馬的陣地戰與武士對打是有很大區別的，明代著名的軍事家戚繼光對這一點有非常經典的看法。大隊人馬作戰強調的是各種兵器、各兵種的專業分工，整體配合，而不是單兵的個人武勇。在《紀效新書》中戚繼光講得很透徹：“開大陣，對大敵”不同于“場中較藝，擒捕小賊”，“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叢槍戳來，叢槍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

平定倭寇中，戚繼光發明了著名的“鴛鴦陣”。鴛鴦陣是一個由12人的步兵班組成的戰斗整體。除隊長一名、伙夫一名外，其余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面兩人持兩種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擔任護衛工作，其后兩名戰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掃擊敵人，狼筅手后面是四名長槍手擔任主要的刺殺工作，最后面是兩個手持“鏜鈀”的士兵擔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種兵器分工明確，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種的操作，有效殺敵關鍵在于整體配合，令行禁止。倭寇是個人武藝大大高于中國士兵的武士，但“戚家軍”卻在多年的抗倭戰爭中，幾乎戰無不勝，甚至還創造了殲倭上千名、“戚家軍”無一傷亡的戰例。平定倭寇后，戚繼光調任薊北防守蒙古軍隊，他又因地制宜，創造出以車兵、騎兵、步兵、銃手、炮手等多兵種協同作戰的新的陣法。總之，大隊人馬作戰分工合作的性質與武林高手的培養是有很大距離的。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漢以后，中國的武士、游俠階層在現實中消失了，但在文藝作品中卻獲得了新生，并日益“壯大”起來。而且，離開了現實的校驗、提醒，俠客們的武功也日漸高強，以至于“出神入化”。

中國武俠文藝第一個高峰出現在唐代。唐詩中就多有以“俠”、“劍”入詩之作。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李白《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區區20個字，傳達出來的“武俠”意象卻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測;行蹤飄忽，凡眼難睹…… 這種意象與中國文化藝術“寫意不寫形”的特點恰相符合。

不過，唐朝真正的武俠文藝出現在唐傳奇中。唐傳奇是中國小說發展的重要階段，從唐傳奇中國小說開始擺脫史家的“實錄”傳統，進行藝術虛構，小說真正成為作家的自覺創作。唐傳奇中的名篇《虬髯客傳》、《聶隱娘》、《紅線》、《昆侖奴》等豪俠故事開中國武俠文藝之先河。金庸先生就十分推崇《虬髯客傳》，認為此文“或者可以說是我國武俠小說的鼻祖”。唐傳奇中的武功已是十分高強，如《聶隱娘》中的刺客“空空兒”的武功：“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他出手只是一招，一擊不中，即飄然遠去，絕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可見輕功十分了得。這已遠不是先秦刺客所能比。如《史記刺客列傳》所記專諸、豫讓、荊軻等人，只是處心積慮偷襲刺殺對象，一擊之后，不論中或不中，幾乎只能束手待斃了。他們若有空空兒百分之一的本領，歷史就要改寫了。賴文學虛構之賜，中國俠客們的武術水平大大提升了。

到晚清，出現了一部真正典型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即《三俠五義》。據臺灣學者何洪生先生的研究，《七俠五義》及其續書所創造或大加發揮的元素如點穴、暗器、劍訣、輕功、悶香、夜行衣、各種機關埋伏等等，對后來的武俠小說之內容素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此書可以說是中國武俠小說史上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里程碑。

一入民國，隨著報刊雜志、出版業的興起，武俠小說也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涌現出像平江不肖生、趙煥亭、王度廬、還珠樓主等一大批武俠小說名家，武俠小說幾乎占了民國小說出版數量的大部分。“還珠樓主”李壽民的《蜀山劍俠傳》竟然長達五百萬言。這一時期，大批的武術絕技、功法被創造出來。如趙煥亭在其《奇俠精忠傳》中首創服食千年靈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這一元素在后來的武俠小說中比比皆是。武俠小說逐漸文人化，其受眾不再局限于一般市民，欣賞層次較高的知識分子也開始趨之若鶩。這正是近些年來金庸被抬上廟堂的主要原因。

表演與格斗并行不悖

秦、漢以后，雖然沒有武士階層、缺乏體制性的格斗比賽的支持，但在現實生活中，中國武術仍在發展—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發展，既有單人套路，又有對練套路。套路表演不以實戰為目的，而以健身、娛樂為目的，逐漸與舞蹈、戲劇融合。“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故事，這里的舞劍就是套路表演。唐時武術套路表演已相當成熟。杜甫的名詩《劍器行》描寫的就是唐朝著名藝人公孫大娘舞劍的景象：“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這就是把劍術與舞蹈相融合的一種表演。李白自稱“十五好劍術”，他的劍術也主要是用來表演的。

中國武術長期專于套路表演，缺乏實戰性，對這一點，自古以來就多有批評者。比如，戚繼光就極為反對軍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間武術影響的花拳繡腿。他說，“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槍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紀效新書》中也載有一套拳法，即“三十二勢長拳”，但是用來做體操鍛煉的，戚繼光說得很清楚：“拳法似無預於大戰之技，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為初學入藝之門也。”

民國以來，武術被尊為“國術”，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中國武術天下無敵。但中國武術的實戰能力究竟如何，我們卻很難拿出可靠的證據。有關中國武術天下無敵的說法，其證據主要是近代以來關于霍元甲、陳真、黃飛鴻、葉問、李小龍等等的小說與影視作品。

實際上，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在職業化的背景下，用科學、系統的訓練方法，通過大量的實戰搏擊而練就的，勝負憑的是力量、速度、技術、經驗等因素的綜合。靠口授心傳，苦讀某本“秘笈”，或在深山老林中觀摩某種動物的動作，一朝頓悟而成絕世高手，純屬小說家言。

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實際上只要我們拋開那些迷信、玄想，引入科學的訓練方法，獲得有力的制度支持，中國武術的實戰能力也是完全可以達到極高的水平的。第二屆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于2010年底開鑼，本屆聯賽進行了許多向UFC、K-1等國際賽會看齊的改革，取消了上屆“攻擊技法必須是太極30招”等荒唐規定，相信必能大大促進中國拳手的綜合搏擊水平。一些專家也預言，在75-85公斤這個級別，中國拳手將來會在國際賽會上大有作為。

富有觀賞性的套路表演我們毋須丟棄。實際上，套路表演與實戰格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地發展下去。病樹前頭萬木春，我們期待“國術”重煥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