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開設之時只有五軍械，后來蔣介石通過私人關系從石井兵工廠搞到五百枝步槍，而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于1924年6月16日入學為499人，同年11月30日畢業合格者為456人，這五百步槍及第一批學員，也就成為蔣介石發家的第一筆本錢。在訪問蘇聯期間，蔣介石將其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蘇聯紅軍各兵種、軍事院校、兵工廠以及紅軍的編制、管理、政治工作、黨代表制度等，而在后來的黃埔軍校及軍隊建設上，蔣介石也運用了其中的部分經驗，但這點并不是最重要的。對蔣介石來說，訪蘇的經歷奠定了其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的堅實基礎，并為其之后的飛黃騰達打開了通衢之路。

據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回憶說，軍校籌辦之時，各人都認為訓練期間至少一年，而蔣介石獨稱三個月，并說如果再延遲的話，中國可能在此期間已經亡國云云;最后，才折中為六個月。軍校開辦之初，蔣介石幾乎將全部的時間與精力都傾注于此，從教官的選任、教學的內容，到學員的訓練、校務的管理，甚至到軍服的設計、校舍的衛生，無一不經蔣介石親身的參與并決定。

蔣介石常說，“第一期學生可說是我個人親自指導出來的多”，正因為如此，黃埔一期生最為蔣介石所重視，其中出人頭地的比比皆是，如宋希濂、胡宗南、余程萬、關麟征、蔣孝先、黃維、王耀武、鄭洞國、杜聿明、孫元良、李仙洲、李默庵、范漢杰、陳明仁、鐘偉、賀衷寒(以上為國)、左權、徐向前、陳賡、周士第、侯鏡如、宣俠父(以上為共)等。1926年1月，在黃埔一期生畢業未及一年半，蔣介石在對后幾期學員的講話中透露：“第一期學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連第二、三、四期已畢業、未畢業的，今天共有五千四百四十名學生了。可是第一期學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其余非死即傷。”蔣的這段話，也從側面揭示了軍功升遷的殘酷性。

在經濟上，黃埔軍校開創之初也是極端困難的。當時廖仲愷名義上雖然是黨代表，但實際任務卻是為黃埔軍校籌款。據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回憶說，黃埔軍校開辦時常無隔宿之糧，廖仲愷為了籌措米飯菜肴經費，時常要忙到深夜兩點多鐘才回來。有一次，廖仲愷凌晨四點才回來，他說：“我晚上在楊希閔家，等他吸完了大煙才拿到這幾千元錢給我，不然，黃埔學生再過兩天就無米食了”。王柏齡也說，蔣介石當時為了籌集經費，也是經常親自出面向外借錢，有一次借來的尚是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的私蓄，條件是日后加倍奉還！

當時的廣東，東江一帶系陳炯明勢力控制，南路有軍閥鄧本殷，廣州一帶的稅收則是滇系軍閥楊希閔、桂系軍閥劉震寰所把持。滇軍將領范石生曾對李宗仁述及當時廣州的情景：“有時我們正在煙榻上吸煙，忽然部屬來報告說‘大元帥來了’，我們便放下煙槍，走出去迎接大元帥，回到煙榻房間坐下，請問大元帥來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譚延闿或胡漢民來訪，我們就從煙榻坐起，請他們坐下商談。有時蔣介石也來，我們在煙榻繼續抽鴉片，連坐也不坐起來的。”李宗仁聽后，覺得無限心酸，但他也承認，范石生說的確系實情。當時孫中山的大元帥府因政府財源無著，有時甚至無米為炊，黃埔軍校之艱難，可想而知。

創業固然艱苦卓絕，但從1924年黃埔建校到1926年進行北伐前的這段時期，則是蔣介石打造自己干部隊伍及發展壯大嫡系軍隊的關鍵時期，其間又主要有四大事件可圈可點，即：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第一次東征、平定楊希閔、劉震寰軍閥叛亂及第二次東征。1924年8月初，就在黃埔一期生入學不久，一艘懸掛著挪威國旗的洋輪“哈佛號”從香港駛至廣州，經查，船上計有長短槍近萬枝，子彈三百余萬發，系廣州商團向香港南利洋行訂購的。此事件發生后，這批槍械被扣，廣州商團則發動罷市抗議，要求發還槍械。所幸的是，第一批蘇聯援助的武器在“沃羅夫斯基”號的載運下于10月7日抵達廣州，計有步槍八千枝、子彈四百萬發，另有野炮、山炮、輕重機槍等重武器，商團武器及實力已無足輕重，解決商團引發的危機也恰逢其時。在孫中山的命令下，大元帥府以韶山調回的三千湘軍為主力，以民團及黃埔一期的第二、第三隊學員為輔助，向商團武裝發起了最后的猛攻。這次戰斗進行得并不激烈，天未明前開戰，至晚間商團即戰敗乞和(商人畢竟舍不得本錢)。三天后，黃埔一期的學員舉行了畢業典禮。

在黃埔軍校的學員陸續入校的同時，蔣介石又在江浙、安徽等地募兵(以陳果夫在上海的交易所為中轉站)，準備建立教導團。黃埔一期的學生畢業時，教導團也已編練成軍，黃埔軍校軍事總教官何應欽出任團長，軍事教官陳繼承、顧祝同為營長，連長則由原畢業生中的隊長充任，一般畢業生任排長或者班長。一個月后，教導2團成立，王柏齡出任團長，蔣鼎文、鄭洞國等出任營、連長。這支武裝，其骨干力量均為黃埔軍校人員所組成，因而當時又被稱為“校軍”，這也是蔣介石親手打造的第一支隊伍，后來的軍隊擴張均以此為基礎。這支部隊的成員，后來大都成為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或官員，即“黃埔系”之搖籃也。

在此期間，蘇聯的援助至為重要。在第一批軍械解了燃眉之急后，蘇方又于1925年后運來第二批軍械，價值56萬盧布。1926年運來四批軍械，第一批有日本制造的來福槍4000枝，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第二批為蘇聯造來福槍9000枝，子彈300萬發;第三批有機關槍40挺，子彈帶4000條，大炮12門，炮彈1000發;第四批為來福槍5000枝，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挺，大炮12門。除此之外，還提供了一定數量的通訊器材等。蘇聯援助的這些軍械及器材，蔣介石拿到了大頭，但在北伐之后也分出一批給其他部隊，如李宗仁的第七軍也曾領到過一千枝步槍和少量通訊器材。不過，蘇聯在北伐前后不僅給廣東革命軍提供過軍事援助，其在北方也給馮玉祥的國民軍提供過至少同等數量的武器援助。除了軍事援助之外，蘇聯還為廣東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援助，其中光黃埔軍校的辦學經費可能就達到200萬盧布之多，這也是黃埔軍校每一期的學員從幾百迅速擴展到上千的重要原因了。

1924年10月下旬，在擊敗商團武裝之后，著名的蘇聯軍事顧問布留赫爾，也就是為中國人所熟知的加倫將軍，來到了廣州(加倫的前任、原蘇聯軍團長巴.安.巴甫洛夫，在當年7月赴東江前線視察時意外落水身亡)。這位不太帶政治色彩的蘇聯軍事將領，他的到來贏得了包括蔣介石、李宗仁等在內的中國將領的一致稱贊，其影響與當時的政治總顧問鮑羅廷稱得上是并駕齊驅。除了加倫之外，蘇聯還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練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數量的蘇方政治顧問，活躍在廣東革命政府的各級機構中，這也給各省軍閥及英、日等列強誣稱廣東“赤化”落下了口實。

對于蘇聯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的多方支持，蔣介石在與蘇方鬧翻前曾半客觀半感謝的說過：“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聯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革命的使命，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的效力”。不錯，蔣介石訪蘇期間不能說是滿載而歸，但在北伐前的這段時間里則無疑是最大的獲益者。

黃埔軍校的校門上，高掛著蔣介石親筆書寫的“親愛精誠”四個大字;二道門的兩旁，掛著的也是蔣介石手書的“先烈之血，主義之花”對聯;北校場大門的對聯：“升官發財請往別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主義雖好，但都是靠鮮血與性命換來的。所謂“亂世抓槍桿”，蔣介石辦軍校這條路算是走對了，在三十年前，一代梟雄袁世凱也是通過編練新軍打造出自己的“北洋系”，這與蔣介石一手制造的“黃埔系”，豈非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