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19日，隨著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擴大總理紀念周上所作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的公開發表，一場由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主導的新生活運動，便在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的親自倡導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在那篇《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演講中，蔣介石提出把“禮義廉恥”作為新生活運動的理論基礎，要求廣大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個方面;新生活運動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并達到“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的“三化”標準，使人民徹底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傳統陋習。

隨后，由蔣介石親任會長的全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迅速在江西南昌成立，有40多名干事，全是名頭響亮的軍政大員。宋美齡也成為該促進會下設的婦女委員會指導長，后來便成為了新生活運動的實際推動者和實際倡導人。

宋美齡認為，新生活運動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婦女是家庭的中心。于是，宋美齡竭力鼓吹婦女要成為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動力。她向全國女性呼吁：“知識較高的婦女，應當去指導她們的鄰舍，如何管教兒女，如何處理家務，并教導四周的婦女讀書識字。”等等。宋美齡為推行新生活運動不遺余力的，開會、撰文、宣傳、演講、督導和接受國內外媒體采訪，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滿足了她的某種成就感。

據史料記載，由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倡導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不僅僅是開開會議、喊喊口號，也曾以促進總會名義先后發出了一系列文件加以推進。諸如，對如何實行“三化”下發的有關詳盡規定，條目分明，內容繁瑣，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的相當嚴格，如在生活藝術化方面有“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在生活生產化方面有 “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在生活軍事化方面有“提倡冷水洗浴”等明確具體規定。而這些過于繁瑣細致的規定要求，在實際推進中確實很難把握和落實，導致新生活運動的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出現自然也是難以避免的了。

在那場波及全國的新生活運動中，國內各地為了迎合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指示指令，還出現了許多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和笑話。比如，浙江省的新生活運動曾一度提倡全民禁煙，不僅禁止吸鴉片煙，而且連吸卷煙也被禁止了，城鄉的煙草售賣點被搗毀，成堆的卷煙也被收繳。幸而有英美煙草公司出面上告，才被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取消。山東的韓復榘在全省政府機關公務員中強令推行理光頭，遇到有不理光頭者就被抓進警局打20大板。湖南、四川等地還要求婦女都要梳理宋美齡那樣的發髻，派出大批軍警上街圍剿剪發和燙發的婦女，一時間鬧得社會上民怨鼎沸。

據馮玉祥后來回憶說：“這十幾年來，年年到了新生活運動紀念日都要開會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講話。其實，新生活運動是說著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準打牌，但只有聽見說蔣介石來了，才把麻將牌收到抽屜里，表示出一種很守規矩的樣子;聽見說蔣介石走了，馬上就打起麻將來，24圈衛生麻將的、推牌九的、押寶的也都是這個樣子。又如新生活不準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飯只花8塊錢，蔣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飯約60元，總是燕窩席、魚翅席。不但大官是這樣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這樣。……要是這些違反所謂新生活運動的故事，若是發生在離蔣介石遠的小官身上，蔣介石也可以裝不知道，而這些事都是發生在離蔣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這還能裝不知道嗎？”

對于蔣介石和宋美齡倡導推行的那場新生活運動，當時國內知識界普遍評價不高。一些知識分子著書立說認為，倡導推行新生活運動也許出發點是好的，但倡導者和推行者的主觀意愿太多了;把一個人的長官意志通過行政命令推給各界民眾，未免脫離國情脫離民眾，等等。1935年2月，胡適在《大公報》上發表評論，認為新生活運動所宣傳的乃屬做人的基本內容，就好比做官不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樣，過分夸張強調那是會遺笑后世的。

抗戰全面爆發后，新生活運動雖然逐漸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征募物品和捐款捐物等與抗戰有關的活動，但因新生活運動本身過分注重形式，其思想內容脫離當時國情實際，且過于空泛，更為嚴重的是與廣大民眾的基本生活訴求相去甚遠，新生活運動已呈后繼乏力之勢。

1949年2月，在新生活運動發起15周年前夕，由于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早已無暇顧及新生活運動，蔣介石便在新生活運動總干事黃仁霖上報的請示中親批了“暫停辦理”四個字。于是，一場歷時15年的新生活運動就這樣無疾而終了。

也許是蔣介石、宋美齡等人向來對搞運動情有獨鐘，已撤退到孤島臺灣的蔣介石又于上世紀60年代中期推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人認為這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但因對此缺乏研究考證而不得確認。

另據媒體披露，蔣介石在臺灣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復興運動來禁錮臺灣島內異端思想，達到其維護國民黨一黨統治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保護和復興中華歷史文化方面確實做了一些實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