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繼春秋戰(zhàn)國之后的第二大亂世，亂世必有亂象，亂象之中最大的亂莫過于戰(zhàn)爭，而最能體現(xiàn)戰(zhàn)爭殘酷性的就是屠城。目前學術界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發(fā)生的屠城現(xiàn)象尚沒有予以關注，這是一個盲點，且是一個很不應該出現(xiàn)的盲點。

屠城現(xiàn)象集中凸顯了人性的罪惡，同時也暗含著國家政治、文化制度設計的失敗。透過這扇鮮血淋漓的窗戶，我們在一窺人性丑陋的同時可以更好地反思和探討國家的政治、文化政策設計實施的得與失。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屠城現(xiàn)象概述

考察這一時期的屠城現(xiàn)象主要是依據(jù)《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梁書》、《宋書》、《周書》、《陳書》、《魏書》、《南齊書》和《北齊書》等十一部正史，具體內(nèi)容羅列如下：

1、《三國志》中的屠城：(1)曹操屠彭城、傅陽、慮、雎陵、夏丘。“所過多所殘戮。”“凡殺男女數(shù)十萬人，雞犬無余，泗水為之不流。”(2)曹操屠雍丘。(3)孫策屠東冶。(4)曹操屠彭城。(5)曹操屠鄴。“海內(nèi)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觽。”(6)曹操屠柳城。(7)孫權屠沙羨。(8)夏侯淵屠太原。(9)夏侯淵屠興國。(10)夏侯淵屠枹罕。(11)曹操屠河池。(12)曹仁屠宛。(13)毌丘儉屠高句麗都城。

2、《晉書》中的屠城：(1)石勒屠黎陽。(2)韓晃屠于湖。(3)石季龍屠上邽。“盡滅劉氏，坑其黨三千余人。”(4)司馬懿屠襄平。(5)劉裕屠廣固。(6)沮渠蒙遜屠敦煌。

3、《南史》中的屠城：(1)劉裕屠廣固。(2)陳慶之屠考城。(3)沈慶之屠廣陵。(4)沈林子屠姚鸞守衛(wèi)之地(具體地址不詳)。“劓鸞而坑其衆(zhòng)。”(5)程文季屠涇州。(6)裴邃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所。

4、《北史》中的屠城：(1)拓跋登珪屠五原。(2)拓跋登珪屠高車薛干部所居之城(具體地址不詳)。(3)奚眷、薛謹屠河西山胡白龍所居之城(具體地址不詳)。(4)拓跋登珪屠柴壁。(5)宇文神舉屠范陽。(存疑)(6)段韶屠定陽外城。(7)李遷哲屠鹿城。(8)萬度歸屠焉耆員渠城。(9)衛(wèi)興奴屠高昌。(10)毌丘儉屠高句麗都城。

5、《梁書》中的屠城：(1)皇甫諶、席宗范屠魏十多個城池(具體不詳)。(2)王茂、康絢屠加湖。(3)蕭景屠宿預。(4)裴邃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所。(5)陳慶之屠考城。(6)夏侯夔屠楚城。(7)劉敬宮屠南康、廬陵之地的縣邑。(8)毌丘儉屠高句麗都城。

6、《宋書》中的屠城：(1)劉裕屠廣固。(2)孫季高屠廣州。(3)沈慶之、宗愨、劉道隆屠廣陵。“及屠城，城內(nèi)男女道俗，梟斬靡遺。將軍宗愨偏用虐刑，先刳腸決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chuàng)，然后方加以刀鋸。”(4)鄧盛、劉驂亂、劉寬糾屠金門鄔。(5)蕭道成、張永屠晉陵之地的兩座城池。(6)沈林子屠姚鸞守衛(wèi)之地(具體地址不詳)。

7、《周書》中的屠城：(1)李遷哲屠鹿城。

8、《陳書》中的屠城：(1)周迪屠工塘之地的八座城池。

9、《魏書》中的屠城：(1)拓跋登珪屠五原。(2)拓跋登珪屠高車薛干部所居之城(具體地址不詳)。(3)奚眷、薛謹屠河西山胡白龍所居之城(具體地址不詳)。“斬首數(shù)千級，虜其妻子而還。”(4)爾朱世隆屠建州。“城陷，盡屠之，唯希質(zhì)獲免。”(5)拓跋登珪屠柴壁。(6)李平屠西硤石之外城。(7)劉裕屠廣固。(8)孫季高屠廣州(番禺)。(9)衛(wèi)興奴屠高昌。“無諱將衛(wèi)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10)萬度歸屠焉耆員渠城。(11)拓跋登珪屠高車薛干部所居之城(具體地址不詳)。(12)魏軍屠許昌(具體將領不詳)。(13)拓跋濤屠滑臺。(14)拓跋濤屠河東杏城。(15)劉駿屠廣陵。“及城陷，悉屠之。”

10、《北齊書》中的屠城：(1)段韶屠定陽外城。(2)宇文神舉屠范陽(存疑)。

在有關記載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十一部正史之中除了《南齊書》沒有相關的屠城記載而外，其余十部正史都或多或少的載有屠城的史實。在十部正史之中有68處記載了屠城事件，除去重復的記載，合計發(fā)生了次47屠城事件，一共屠滅了70多座城池。誠然，鑒于中國古代史書的體例特點所限，這些絕對不是這一時期發(fā)生的全部屠城，它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但是畢竟為后人研究屠城現(xiàn)象留下寶貴的參考資料。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屠城現(xiàn)象的新變化

自從公元前557年晉國軍隊在齊國臨淄展開屠城以來，歷經(jīng)兩千五百多年直到1937年日本在南京制造大屠殺中國人始終沒有擺脫屠城的夢魘。在兩千多年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屠城始終與城市、大屠殺、大破壞相聯(lián)系，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又有著自己的發(fā)展特點。仔細考察一下上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屠城現(xiàn)象，會發(fā)現(xiàn)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較以往有了新的變化：

1、出現(xiàn)了有組織的施虐行為。先前的屠城可以定義為攻破城池之后不分目標的濫殺行為。可以說，除了殺人和搶劫而外，基本上沒有其它人為地增加死者痛苦的行為。但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屠城卻有意識地產(chǎn)生了增加受害忍痛苦的施虐行為。最明顯的就是南朝宋時期的沈慶之、宗愨、劉道隆在屠廣陵的時候，“城內(nèi)男女道俗，梟斬靡遺。將軍宗愨偏用虐刑，先刳腸決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chuàng)，然后方加以刀鋸。”“刳腸決眼”、“笞面鞭腹”、“苦酒灌創(chuàng)”和“加以刀鋸”這些讓現(xiàn)代人看了就不寒而栗的詞語第一次出現(xiàn)在描述屠城現(xiàn)象的敘述之中，單純的殺戮已經(jīng)不能平息屠城者的憤怒，不能給他們帶來勝利的喜悅。

2、屠城區(qū)域范圍的擴大。魏晉南北朝時期發(fā)生的屠城事件最北的是襄平(今遼寧遼陽)、五原(內(nèi)蒙古包頭西北)，最南的是番禺(今廣東廣州)，最西的是高昌、焉耆，最東的高句麗的都城，大致的范圍基本上囊括了今日中國的版圖。先秦秦漢時期的屠城主要發(fā)生在黃河、長江流域，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擴展到現(xiàn)今中國的15個省：內(nèi)蒙古、河北、北京、新疆、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廣東、山西、陜西、甘肅、遼寧、福建、山東，基本上可以說覆蓋了全國。不過，仍然主要分布于黃河淮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西、陜西、山東和安徽一帶。

3、屠城決策權限的變化。魏晉南北朝以前屠城命令是由統(tǒng)軍將領做出的，次權限屬于將領個人的權力，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圍之內(nèi)。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情況有所變化，出現(xiàn)了統(tǒng)軍將領要君主準許屠城的請求。“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達奚武作為統(tǒng)軍將領竟然不能下達屠城的命令，而請求君主予以批準，這先前屠城事件中所沒有出現(xiàn)過的。

4、個別人免屠恩賜的出現(xiàn)。在上一段的引文中同時還透漏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唯令全璠一家”的命令說明在屠城過程中出現(xiàn)了賦予個別人免屠恩賜的情況。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并非僅有上述個例，北朝時期的爾朱世隆在屠建州時也出現(xiàn)了這種情況。“城陷，盡屠之，唯希質(zhì)獲免。”固然，陸希質(zhì)的“獲免”是由于和爾朱世隆有親戚關系的緣故，但是同樣可以說明這一時期屠城過程中出現(xiàn)的賦予個別人免屠恩賜的情況。

5、屠城原因的新變化。秦漢時期屠城的原因歸納起來基本上有三個：

一是城池久攻不下，激起攻城將領和士兵的憤怒，在城池陷落以后而引發(fā)屠城。這是主要的原因。

二是勸降不成，在城池被攻陷后而引發(fā)了報復性的屠城。

三是統(tǒng)軍將領為了激勵士氣而放縱士兵的劫掠行為，從而引發(fā)的屠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屠城原因除了這三個方面之外還產(chǎn)生了新的變化。

且看下面這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jīng)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后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

本來是一件好事，卻以恐怖的屠城令作為邀請函，當日彌漫于社會的霸氣與戾氣由此可見一般。

史料中還載有另一種屠城的原因：“詐誘”屠城。“無諱將衛(wèi)興奴詐誘爽，遂屠其城。”本來志在屠城卻以“詐誘”的手段勸降守城者，待勸降成功后再按原計劃進行屠城。

無恥之徒自古有之，無恥的殺戮也屢見不鮮，但是象如此針對平民的無恥殺戮行為，則是先前沒有出現(xiàn)過的。有霸氣、戾氣與無恥在社會之上的彌漫，不難想象“玄”風的肆虐。

6、屠城理論的起步。中國人，特別是早期的中國人慣于探討天人關系的問題，他們面對眾多慘烈的屠城事件必然有所觸動。到了魏晉時期便出現(xiàn)了觀察天象以預測屠城事件的理論：“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貍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于外;營上有云如眾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此外還有：“太白失行而北，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

除了依據(jù)天象預測屠城之外，其它關于天象與屠城聯(lián)系的記載有：(1)“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長數(shù)十丈，白色有芒鬣，從首山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zhàn)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九月，文懿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坑其眾。”

(2)“(大明三年)六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大將軍誅。'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尋據(jù)廣陵反，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領羽林勁兵及豫州刺史宗愨、徐州刺史劉道隆眾軍攻戰(zhàn)。及屠城，城內(nèi)男女道俗，梟斬靡遺。將軍宗越偏用虐刑，先刳腸決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chuàng)，然后方加以刀鋸。大兵之應也。”

(3)“(太安)三年十一月，熒惑犯房鉤鈐星。是謂強臣不御，王者憂之。至四年正月，月入太微，犯西蕃;三月，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大臣有謀反伏誅者'。是月，太白犯房，月入南斗。皆宋分。占曰‘國有變，臣為亂。'十一月，長星出於奎，色白，蛇行，有尾跡，既滅，變?yōu)榘自啤？鼮樾旆剑拄敺忠病Ｕ荚弧掠辛餮e骨'。明年，宋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據(jù)廣陵作亂，宋主親戎，自夏涉秋，無日不戰(zhàn)，及城陷，悉屠之。”

(4)“武泰元年正月，又逆行復犯之。占曰‘主命將失，女君之象，亂逆之災'。三月庚申，月掩畢大星。占曰‘連兵起貴人多死者'。是時淫風滋甚，王政盡弛，自大河而北，極關而西，覆軍屠邑，不可勝計。既而蕭寶夤叛于雍州，梁師驟伐淮泗，連兵青土，萬姓嗷嗷，喪其樂生之志矣。”這些記載只不過探討了天象與屠城的關系，至于屠城的法律與技術問題還沒有涉及到，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屠城現(xiàn)象研究工作只是理論的起步階段，并沒有達到完善與成熟的時期。

三、政府軍、義軍與叛軍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城市雖然沒有得到充分發(fā)展，況且適逢亂世，人口不會太多，但是城市畢竟是城市，從史料的記載來看其人數(shù)少說也有幾千人。能夠對幾千人的城市進行屠城，必然是有組織的力量。那么，考察一下當時的形式，能夠進行屠城的無非是三股有組織的勢力：政府軍、義軍與叛軍，因為只有這三股有組織的勢力才有能力去實施屠城。

在中國歷史上自古就是成王敗寇，所謂的政府軍、叛軍與義軍其界限十分模糊，為了說明問題本文對做了限定：凡在稱王或被政府招安之前都被認為是義軍或叛軍，之后則認為是政府軍。

例如：石勒派將領石季龍屠黎陽時是公元309年，而其建立后趙則是在公元329年，因此黎陽屠城事件就被認為是義軍所為。

再如：沮渠蒙遜先是叛軍，稱王之后在敦煌屠城，那么敦煌屠城事件就劃歸政府軍的作為之中。

還有曹操的軍隊其起兵之時目的是反對董卓，雖然董卓是亂臣賊子，但是畢竟控制著皇帝代表著政府，因此應算入義軍之中。建安之后曹操奉天子以令諸侯，這時應劃入政府軍之列。

根據(jù)上述標準，本文詳細地統(tǒng)計了一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47次屠城事件中政府軍屠了38次，義軍屠了6次，叛軍屠了3次;

在被屠滅的70多座城池之中，政府軍屠滅了60多座，義軍屠滅了10多座，叛軍屠滅了3座。僅從數(shù)量上而言，政府軍的作為似乎更殘暴，更血腥。

但是，這種直觀的感覺是不正確的。從史料的記載來看，義軍和叛軍在人員數(shù)量與活動頻率上和政府軍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單單從上述數(shù)量上的差異得出政府軍更殘暴的結論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不過，顯而易見，它透漏了一個事實：無論是政府、義軍或叛軍都不是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都在把普通民眾當作脅迫對方屈服的砝碼，當做士兵泄欲和發(fā)財?shù)膶ο蟆?/p>

四、墨家、儒家與道家

從先秦一直到魏晉南北朝中國人的心路歷程基本上體現(xiàn)了三家思想的發(fā)展演變：先秦及西漢前期是墨家，西漢后期和東漢三國時期是儒家，而兩晉南北朝時期是道家。本文的這種歸納方法是為了說明問題的簡單和明了，至于具體的界限和轉變需要另文專門論述。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天下打亂，諸侯混戰(zhàn)，民不畏死，士兵驍勇，特別是西部的秦國士兵號稱虎狼。在這種大的社會背景之下，崇尚武力與勇猛就是一種流行的社會風氣。

墨家的赴死救難的精神就是當時整個社會崇尚武力、信義思潮的反映。這種風氣直到西漢早期仍然被人推崇，當世聲名顯赫的俠客就是繼承了先秦時期崇尚勇力、信義之風氣。可是，到了西漢武帝時期政府提倡“獨尊儒術”，從此儒學興盛，儒家學說成了人們博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

儒家的基本內(nèi)容是關于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即使如冠冕堂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的“治國”、“平天下”，其實也是關于個人與君主關系的問題。

翻開《論語》看一下，孔子說了一大堆的話，其中心思想就是：做臣子的不僅要忠于君主，而且要表現(xiàn)出忠于君主的樣子;做兒子的不僅要尊敬老子，而且要表現(xiàn)出尊敬老子的樣子。

總之，一句話：凡事一定要做出樣子來。在這種教條的熏陶之下，西漢后期以來人心大壞，涌現(xiàn)出一大批的偽君子和真小人。中國人從此墜入一個被偽君子和真小人翻云覆雨的社會之中，無畏蛻變?yōu)闊o恥，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夢魘從此開始。

儒家學說的發(fā)展雖然給中國人帶來了無恥，但是畢竟還是留下“仁”。“仁”是儒家的中心學說之一，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兩漢更替之際的君主和將領們的作為體現(xiàn)了“仁”的巨大影響，例如：劉秀、鄧禹等人。

可惜的是，隨著儒家學說的日益庸俗化，偽君子和真小人的與日俱增，“仁”對中國人的影響越來越局限于普通民眾，特別是無權無勢的民眾。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仁”一來可以為自己的懦弱和善良辯護，希圖獲得些許的自尊和安慰。二來可以以它作為自己身處亂世的盾牌，它雖不可以攻取利益，但是至少保護自己置身烏煙瘴氣之外。

作為儒學學說對立面的道家為處在亂世之中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滿足自尊的理想出處。人世與社會之中的恩恩怨怨太多，置身于自然或者上天神仙境界之中則是一種最美妙的選擇。

因此，道家以至于后來道教的人們都在致力于擺脫社會，其中包括苦痛，也包括歡樂;包括正義，也包括罪惡;包括是，也包括非。一句話，不論世間的是與非，只去尋找自己的平靜與快樂。這種思想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清談應運而生，嚴重到“玄”風肆虐。

了解了上述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社會主流思想的發(fā)展演變過程，就能很容易明白屠城現(xiàn)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fā)生的新變化。這些新變化背后決定性的東西就是中國人自尊的喪失(具體內(nèi)容需另文撰述)，整個社會人心大變。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墨家的消失，儒家的庸俗化和道家的龜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