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對侵華日軍宣戰，8月9日，蘇聯紅軍外貝加爾方面軍第39集團軍先頭部隊越過中蒙邊界，向侵駐西科前旗(今科爾沁右翼前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閃電般的進攻。

偽興安總省(駐王爺廟街)警務廳長福地家久組織150多人的“抗蘇隊”，于8月11日執行事先制定的“焦土計劃”，焚燒主要的軍政機關秘密檔案、機關文件庫，燒毀興安總省、王爺廟特務機關、蒙民厚生會等多處建筑。

從王爺廟街撤退前，福地家久命令偽興安醫學院院長小康從醫學院的細菌庫內拿出帶細菌的老鼠，放進西科前旗王爺廟街(今烏蘭浩特市)所有糧食中，同時在糧食中撒布了其他的細菌和毒藥。

8月21日，王爺廟街突發鼠疫，并導致霍亂、斑疹、傷寒、麻疹等大量傳染病流行，把一座美麗的草原小城變成了滿目瘡痍的“黑死之城”。

鼠疫在王爺廟發生后，迅速蔓延到毗鄰18個旗縣乃至整個內蒙古東部地區，從1945年冬至1947年春，累計死亡4萬多人。僅王爺廟地區(當時全城人口不足3萬)因傳染鼠疫和吃摻有毒藥的大米、白面后死亡的人數就達3000余人，有的全家喪命，并造成了連續三年的鼠疫大爆發，致使城區1/10的人死亡。一家估衣鋪老板，身體健壯、魁偉，在經營店鋪時染病突然倒斃。一家居民，全家24口人中有22人染病身亡。駐王爺廟街的蘇聯紅軍士兵有200余人染病死亡。

在這場大災難中僥幸活下來的佟金生回憶：“家中出事的時候是1945年冬天，雪下得很大。那一天，我爸的朋友有十七八個人，好像是兩家子……我奶奶和媽媽炒菜、備酒。客人帶來許多東西，其中還有大米，晚上吃的大米飯就是用他們帶來的大米做的。第二天早晨，日頭還沒出來，我被哭聲吵醒了，家里的大人都圍在我爸睡的炕頭上，我媽哭著對我說：‘你爸死了！’”

“日頭出來了，我爸的一個鐵哥們兒姓黃，他路過我家看到煙囪還沒有冒煙，就進門問，老哥們咋回事，日頭這么高了還沒燒火呢？說著進來看了一眼，沒想到他回到家晌午就死了。他一死，村里就有人說，可能是‘黑死病’，因為那時王爺廟街里正在鬧鼠疫。”

“晚上，我奶奶去找牛，回來時好好的，剛吃了一個餅，突然說不行了，吐了幾口血沫子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爺爺和我媽死了。可憐的妹妹當天晚上也死了。村里人把我家死人的事通知了防疫隊，我家被隔離了，誰也不讓進來，我們也不能出去。大人都死了，屋里也沒人燒火，我們餓著肚子嚇得只知道哭。弟弟不到一歲，還不會走路，餓了就在炕上爬著找媽媽，一邊哭一邊吮著我媽已經僵硬的奶頭。天黑了，我和哥哥找不到點燈的火柴，我就爬到炕上睡在奶奶的尸體旁。奶奶活著的時候，我一直和她睡一個被子，奶奶死了我還守著這個習慣。第三天早上我從蓋著奶奶尸體的被窩里爬出來，去推我哥哥，他已死在我媽的胸脯上了。三天時間，我家大人孩子死了7口，7個死人都在炕上，死相難看又可怕。開始，我一天到晚都在哭，眼淚哭干了，嗓子也哭啞了，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跟著家里人一起死……”

距西科前旗王爺廟街東南91公里處有個叫魏老疙瘩的農民，8月的一天去王爺廟街買回米、面、酒，回家吃過晚飯，當天夜里就死了。按當地風俗，當家人死了，要停放三天才能埋葬。親戚朋友，鄉里鄉親陸續前往探望，有的在他家吃住，幾天內就死了17口人。他的舅舅帶兩個孩子前來探望，回家途中孩子突然發病倒地。他的舅舅感到情況嚴重，為保護家鄉的親人不再受傳染，他斷然決定大義滅親，就地弄了堆葦子、柴禾點燃，將兩個孩子推進火堆活活燒死。附近屯有個陰陽先生叫張聾子，被請去給魏老疙瘩看風水送葬，回家第二天就發病死了，他家一連死了6口人。

1946年4月，蘇聯紅軍派防疫司令廉斯基上校率專家10余人，防疫員30人，攜帶防疫藥品、器材裝備到王爺廟街控制疫病蔓延。東蒙古自治政府也成立防疫指揮部，組織衛生隊和學生給王爺廟街的患者服用磺胺等藥物，并以鼠疫肆虐的重點區域向外擴展，采取“由近到遠，由里向外，先打家鼠，后打野鼠”的方法，對肺鼠疫患者一律隔離治療，死者全部定點由專人火化，對未受傳染的民眾逐人檢診檢疫、服藥預防。經過中蘇雙方共同努力，至同年10月，王爺廟街周圍地區的肺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