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歲的張天偉老人是地道的老西安，他童年的一大半時間是在抗戰中度過的。在那段硝煙四起、戰火紛飛的歲月里，西安雖未踏入日軍的鐵蹄，但在頻繁的敵機轟炸下，也是滿城瓦礫、民不聊生。

張天偉老人親歷了日本軍國主義投降的那一天。他一直記得，抗戰中的西安軍民眾志成城、共御外侮，為民族而戰、為國家而戰，在西安匯聚起了磅礴的抗戰力量。

一位老人兩次與炸彈擦肩而過

9月1日下午，張天偉老人坐在明亮的窗前，回憶那段聽著警報和轟炸聲的歲月，一切好似就在眼前。

“抗戰時，我家住在南城墻里的開通巷，從我家大門到城墻根只有120米的距離。城墻很厚，里面有很多防空洞，城墻上面有掛燈籠的電線桿，防空警報響起時桿上就會掛上紅色燈籠，那是日本飛機要來轟炸的標志。”老人說看燈籠鉆防空洞的日子占據了他童年回憶的很大一部分。

老人幼年時兩次與炸彈擦肩而過，險些賠上性命。“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鄰居家被炸，巨大的爆炸聲就在我耳邊響起，炸彈落在了開通巷26號院內，我家是23號。當時我父親嚇得臉都白了，我母親一把抱起我護在她身下。我家房頂的瓦被震落了，玻璃也被震碎了。后來聽說26號家的兒媳婦當時就被炸死了，情況很慘。”

也許是那次慘烈的轟炸讓張天偉的父親看到了戰爭的殘酷，他后來在自家后院挖了很深的防空洞，而且是結構特別復雜且有多個出口的洞套洞，最大的洞有40平方米，最小的則要爬著才能進去。

后來的一次轟炸驗證了張父的明智。“我第二次近距離遭遇轟炸更驚心動魄，當時聽見警報聲后我們全家人都鉆進了后院的防空洞，我父親帶著大家穿過第一個大洞徑直走進了第二個洞。后來那次轟炸時日軍的炸彈扔下來直接炸穿了第一個洞，洞頂垮塌了一塊，掉下很多土，如果當時我們全家躲在第一個洞里，不被炸死也會被土埋了。”老人說。

老人當年的親身經歷后來在很多史料中被佐證。據陜西省檔案館的檔案資料顯示，日機于1937年11月7日，首先轟炸潼關縣城，六天之后開始轟炸西安，日本空軍在山西運城，臨汾設有機場，日機起飛不足半小時就能飛抵西安上空。在長達7年多的時間里，日軍轟炸西安145次，出動飛機560余架次，傷亡1萬余人，毀房43000余間。

西安是“前方的后方 后方的前方”

轟炸讓西安遭受著侵略者的蹂躪。相較與鄰省的淪陷城市而言，始終沒有被日軍攻占的西安在那時也算是相對安全的后方。

據西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著的《西安抗戰風云》記載，1936年西安市的總人口有20.88萬人，1938年太原、南京、武漢相繼失守后，與陜西比鄰的山西、河南等省以及其他淪陷區人口大量涌入西安，加之大批工廠、學校內遷和駐軍的增多，西安人口劇增至24.64萬人，抗戰時期僅流亡西安的難民人數就有6萬多。

抗戰時期西安是西北軍事戰略要地，是連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全國各地的橋頭堡，民國時期還一度被政府定為陪都，是支援抗日前線最有力的后方之一，被譽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因此日軍更是集中火力轟炸西安，越來越密集的空襲不僅讓民不聊生，也讓城市工商凋敝、經濟蕭條。

在張天偉的記憶中，那時西安沒有高樓，全城最高點就是鐘樓，街上也沒有那么多人，似乎總是天還沒黑街上就已經關門鎖店一片凄涼景象。

1942年前后，因日軍占領山西、河南直抵晉陜豫三省交界的風陵渡與中國軍隊對峙，西安被轟炸得更厲害。一些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工廠屢遭日軍轟炸，破壞十分嚴重。根據《抗戰期間日本飛機轟炸陜西實錄》記載，1938年11月16、18、23日在3次轟炸中，當時“市民目睹死傷同胞之慘狀，驚怖欲絕。一聞警報，手足頓時無措，老幼惶駭，攘先趨避。……致使一般商民，日中不敢為市。”

據可考資料顯示，抗戰前西安的商業曾一度興盛，1934年時僅12萬人口的西安就有商鋪5000余家。但抗戰爆發后，日本的飛機不斷轟炸，許多工廠、商鋪外遷、倒閉。據統計，1943年底時全市僅企業就減少了30%，攤點商鋪更是減少無數。

西安市檔案局工作人員謝書文對多份當年的檔案、史料研究發現，在沒有充裕能力動用飛機高射炮攔截日機轟炸時，當時的陜西省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組建各級防空組織指揮系統，警報班、警備班、消防班、救設班、工務班、避難指導班、燈火管制班等;同時成立宣傳隊給民眾普及防空基本常識，飛機的識別法、防毒須知(簡易紗布防毒口罩制作法)、防空警報、警鐘識別方法等;還加強了對空襲發生時，建筑物、道路和民宅等消防滅火、搶修、人員救治等工作。

西安抗日救亡運動此起彼伏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反對內戰，毅然發動兵諫，扣留了來陜督戰的蔣介石，提出“改組政府、停止內戰”等救國主張，“西安事變”后來在國際國內各種和平力量的斡旋下，最終得到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據《西安抗戰風云》記載，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大家筑起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當時的中共西安市工委指示基層組織和黨員，加強抗日的宣傳動員和組織群眾抗日工作。在市工委的領導下，西安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形成高潮。

隴海鐵路抗敵后援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安地方隊部、西安學生救國聯合會、陜西婦女慰勞會等抗日救亡團體紛紛成立。婦女也沖破束縛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女師、助產學校的學生走上街頭、奔赴農村，以書寫標語、街頭演講、教唱救亡歌曲等形式進行抗日救亡宣傳。青年學生走出校園，深入廠礦、奔赴戰區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11月，抗敵后援會西安學生分會先后組織了4批共65個農村工作團到關中、陜南各縣，以集會、演講、座談、訪問等形式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幫助當地群眾建立抗日救亡組織，極大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

當日軍炮擊黃河沿岸的陜西河防陣地時，民先隊西安隊部動員了300多名青年參軍上前線，與日軍作戰。在日軍對西安長達7年的轟炸中，西安各救亡團體仍積極開展活動，極大鼓舞了抗日將士們奮勇殺敵的士氣。學生們還積極參加慰問、護理傷病員和救助在轟炸中受傷的群眾，直接為抗戰服務。

此外，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僅在1938年5月至8月間，就向革命圣地延安輸送了2288名愛國進步青年。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從西安八辦輸送至延安的進步青年至少有2萬余人，這些人后來幾乎都投入到了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有力支持了陜甘寧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發展了西安地區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勢。

日本投降那天東大街比過年還熱鬧

在張天偉的記憶中，日軍轟炸西安是最慘痛的回憶，但日本投降那天，西安街頭人們的笑臉和喧天的鑼鼓聲，是他畢生難忘的回憶。“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的一天，我們開通巷的人，男女老少都跑到大路上、土崖上、家門口仰著頭看飛機，數不清的美國飛機，一波一波，一群一群，從東邊空中飛來，往西南方向飛去，飛得很低，螺旋槳都看得很清楚。有的飛機是四個螺旋槳都轉，我親眼看見有一架是兩個螺旋槳不轉的。”后來他聽大人們說，那是美國轟炸機轟炸完日本本土后的返航。

長大后成為軍事迷的張天偉根據小時候的記憶翻閱資料發現，他當年看到的美國飛機就是B-29戰略轟炸機，這種被譽為“空中戰斗堡壘”的轟炸機正是美軍二戰時轟炸日本本土的主戰機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天晚上七歲的張天偉被四舅領著去了東大街。“從開通巷到了菊花園出去就是東大街，那天晚上東大街上的商店、鋪面字號的老板都把汽燈挑出來了，開到最亮，整個東大街都被汽燈照亮了，人們笑臉相迎互相恭喜。”

那天晚上，張天偉快走到鐘樓時，看到很多駐扎在西關機場的美軍，開了好多輛威利斯敞篷小吉普車出來，繞著鐘樓轉圈。滿臉笑容的美軍把船形帽拋得很高，不停歡呼。街上看熱鬧得一些人上了美軍的吉普車，大家高興的一起歡呼、唱歌。當時人山人海的東大街上除了有鑼鼓嗩吶的聲音外，還有零散慶祝勝利的槍聲。

在張天偉的印象中，這樣的熱鬧場面持續了好幾天，大家再也不用過提心吊膽的日子，小孩子再也不用怕空襲，可以在城墻上肆無忌憚地玩了。

如今70年過去了，當年那個不足8歲的小男孩已經成了78歲的老者。老人如今的聽力不太好了，但思維異常清晰。他甚至還能模仿當年空襲警報的多種節奏，他說：“那些聲音好像一輩子都在耳邊，忘不掉的。”

老人親身經歷了西安的抗戰歲月，也經歷了西安的重建以及現在的好日子，如今他喜歡做風箏，是那種有齒輪咬合。風一吹每個部位都會動的精密風箏。他喜歡坐在明亮的窗戶邊做自己喜歡的風箏，他說：“這種愜意自在的生活，我小時候不敢想。”

戰爭留給很多老人都留下了一生也無法忘記的苦難，卻也給了他們對比當下生活的發言權，硝煙散盡之后，他們總是更愿意說——銘記歷史，珍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