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在張國燾的欺騙下，我們再過草地，開始了南下時期的艱苦作戰。十月上旬，我們四軍強渡大金川，連克綏靖、丹巴兩城。中旬，攻占金湯鎮、再下天全城，把劉湘的五牌——“模范師”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此時，敵主力業已集中，敵優我劣勢日趨嚴重。張國燾卻無視現實，仍令全軍向川西平原發展，致使我軍在百丈地區與敵苦戰七天七夜，傷亡近萬，元氣大傷。事實證明，黨中央關于“南下是絕路”的預見完全正確。

十二月初，我們四軍出擊滎經，薛岳打來了。在如何據峽口御敵的問題上，我同方面軍的一位負責同志發生了爭執。他認為薛岳是穩扎穩打，擺一個團就夠了。我感到兵力不夠，再三力辯，未被采納，只好服從。戰斗打響后，薛岳集中了九個團，把我們這個團打垮了。

在我的戎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個團，是絕無僅有的恥辱。給我震動極大，教訓甚深。禍莫大于輕敵。峽口失利，正是那種大少爺指揮作風所致的惡果。多少年來，我每每告誡自己，任何作戰決心都要先思后至，防患未然，萬萬不能獨尊自大，一廂情愿。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對指揮正確是否的檢驗，最迅速，最無情，不打剛已，既打剛要力爭全勝。誰打了敗仗，還以勝敗乃兵家常事而自尉，誰就是最沒出息的指揮員。

南下碰壁后，張國燾仍不思悔改，執意要我軍拉向甘、青、新等邊陲地區。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部隊向西康進發，連接翻越夾金、黨嶺兩座雪山。接著，連克道孚、爐霍、瞻化，占領西康東北重鎮甘孜。而后，我入甘孜紅軍大學集訓。結業后，就任剛剛組建的騎兵部隊司令。

七月初，二、四方面軍于甘孜會師。在朱德、任弼時、劉伯承、賀友、關向應、徐向前等同志的斗爭和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的要求下，張國燾被迫放棄其反對黨中央的活動，同意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與中央會合。

由甘孜北上，是第三次過草地。我們騎兵師為全軍先遣部隊，經西傾寺先出阿壩，擔負著偵察道路、籌集糧草的重任。沿途打了七十二次仗，打反動土司武裝，打國民黨騎兵。打來打去，三千多騎兵，打到甘南的渭縣只剩下二百多人。

長征中，我們三過草地，數攀雪山，戰斗頻繁，衣單糧缺，其艱難困苦不言而喻。全軍上下，情若兄弟，分甘共苦，毫無怨言。不分什么大官小兵，有飯就分著吃，有煙就輪著抽。沒有人因為沒有提干，沒有入黨，哭鼻子，鬧意見。長征使我體會到，作為帶兵的人，越是條件艱苦，越是愛護部隊。團結出戰斗力，哪個部隊尊干愛民蔚然成風，哪個部隊就是一個鐵拳。不愛兵就不是好干部，不懂得愛兵根本不配當將軍。

長征還告訴我們，走毛澤東思想的道路，革命就發民，就勝利。反之，就會在黑暗中迷途，摔跤。紅四方面軍幾經曲折，最后才回到黨中央的懷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們到過甘肅會寧，實現了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

本文摘自《我在紅軍十年》，作者：許世友，出版：戰士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