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接著又將侵略矛頭指向華北。為了配合軍事侵略行動，日軍在華北各地建立了特務機關，一時間日本特工人員遍及華北城鄉。他們指使一批政壇失意的軍政要人及其他三教九流組成“第五縱隊”，公開支持日本侵華，為日軍的侵略行徑搖旗吶喊。

早在日軍侵占山海關時，日特人員就策動在野的北洋軍閥皖系頭子段祺瑞出來組建“華北國”，以便將華北分離出去，脫離南京國民政府，只因蔣介石以師生之禮將段接到南京，陰謀才未得逞。繼之，日本特務機關開始網羅漢奸為其侵略服務，策動號稱直系吳佩孚小內閣的白堅武(前吳帥府的財務廳長)和代表皖系的前湖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等人在津會晤，謀劃直皖兩系聯合反蔣，宣布建立“華北國”。但因張、白二人各為其主，互不相讓，最后只好分道揚鑣，致使日軍方的陰謀落空。

此后，日特人員唆使白堅武與何庭鎏、張志譚等人，利用他們與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個人的特殊關系，勸誘于宣布河北省“獨立”。計劃落空后，便策動于部之師長楊紫震、旅長馬廷福發動了叛亂。楊、馬二人在日軍方捏合下棄仇和好，糾結匪徒2000余人，于1933年3月在天津西站發動叛亂，然而遭到痛擊而慘敗，馬等逃至葛沽策動駐葛沽團長張冠英部嘩變，慘敗后張只得棄職逃匿日租界。

1933年5月，日特人員又鼓動奉系軍閥張作相與張敬堯合作，策動舊軍閥的軍隊在北平發動兵變，制造日軍干涉口實，以便在日軍配合下內外夾攻，一舉攻下平、津，建立以吳佩孚為首的“華北國”。由于吳不為其所動，張敬堯又遇刺身死，結果陰謀付之東流。

一連串的陰謀叛亂失敗，引起了關東軍、駐屯軍的關注。土肥原賢二與三野友吉再次奉命負責策動一次大規模的叛亂，這就是1935年6月27日的“豐臺事件”。這一事件的前臺人物是石友三、白堅武。他們以“正義社”成員為骨干，計劃在豐臺發動兵變后攻占北平，宣布“華北國”建立。為此，白、石等人在津組織了“華北正義自衛軍”，白自任“總司令”；勾結北平軍分會所屬鐵甲車大隊第五第六兩個鐵甲中隊；安排潘毓桂在北平城內策應；派遣兩三千便衣隊潛入東交民巷，令其在鐵甲車沖進前門、炮擊西長安街軍分會時沖殺出來，攻占軍分會和其他重要機關；約定駐東交民巷的日軍此刻立即出動示威，日機也進行“示威飛行”；潛在華北各地的反動武裝屆時一齊出擊，攻占各地中國黨、政、軍機關。經過一系列布置后，6月26日夜間，60多名漢奸(內有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車到豐臺指揮督察這場叛亂。不料27日的叛亂一發動就遭到中國軍隊的迎頭痛擊而失敗，鐵甲車六中隊隊長段春澤等三人被捕槍決。

豐臺叛亂失敗后，川島芳子開始在津廣交各界人士，招兵買馬，被她先后收買的有滄縣的劉佩臣、天津的趙德謙、曹華揚、劉秀山，武清的柳小五和自稱吳佩孚干兒子的劉琨等為首的土匪隊伍。在多田駿的主持下，川島芳子糾合郭希鵬(北平軍分會前騎兵師長)、張權本(北平軍分會鐵甲車材料廠廠長、前豐臺叛亂主謀人之一)、洪維國、馬金城(前東北軍失意軍官)等人于1935年11月上旬成立了“華北民眾自治委員會”。12月又建立了進行暴動的“華北民眾自衛軍”，川島芳子自任“總司令”，前熱河財政委員會副委員長關慶麟任“副司令”。其編制為：第一、第二兩軍，北平、天津兩支特別行動隊以及第一、第二兩路軍，轄七個支隊。他們計劃在1936年元旦前接管有日軍配合的市、縣政權。天津有日軍配合，保安隊中又有被收買的要人，故擬定先接管天津，由此形成“華北五省的民眾，無不毅然興起，為自治先導，作本軍(自衛軍)前驅”的局面，在占領河北、平、津后宣布“華北國”建立。然而這幫人在12月間佩戴“敢死隊”袖章沖上天津街頭狂叫“自治”時，被民眾打得抱頭鼠竄，使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依其暴動而建立“華北國”的陰謀化為泡影。

接連失敗后，日特人員開始鼓吹他們策動的華北“獨立”、“自治”丑劇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民意’演變的”。“香河事件”就被說成是“民意”、“自治”的舉動。

1935年10月18日，漢奸武宜亭在香河安撫寨召開的所謂“國民自救會”上密謀策劃，20日糾結千余人以反對苛捐雜稅為名，包圍了香河縣城，隨即在日本憲兵掩護下沖入城內，占領縣府，宣布“自治”。這就是所謂的“香河事件”。此后，在日軍方的支持和導演下，所謂“華北群眾代表”要求實現“華北五省自治”的“請愿事件”在河北多地發生。

“香河事件”后，天津漢奸報紙于11月11日刊發了所謂“華北民眾自治會”成立的消息，多田駿隨即聲言：“華北一旦發生自治運動，日本愿意援助。”11月25日，天津一幫漢奸、賣國賊、流氓在自稱“華北民眾自治團”代表王明及“農民自救團”代表張國棟等人的率領下，聚眾百余人，從日租界沖上街頭，手搖小旗，狂叫亂舞，高喊天津“自治”，途中又聚集300余人，沖向天津警備司令部“請愿”，并分五批前往天津市政府高喊“自治”。12月初天津又再次上演了“自治”丑劇，一幫自稱“自治”請愿的人，佩戴“敢死隊”袖章，坐著汽車狂叫“自治”，并襲擊了天津市政府。然而這幫狂徒卻遭到了天津民眾的迎頭痛擊而竄回日租界。

《何梅協定》出籠后，日軍方叫囂驅逐國民黨在冀、察、平、津的一切勢力：凡是被視為“有害中、日兩國‘邦交’之秘密機關”——如藍衣社、復興社等組織及其人員，均要求國民政府予以取締或撤走。被日本人視為藍衣社中堅分子的蔣介石派在二十九軍任政訓處處長的宣介溪，日本人指令其隨該處遠調西安，然而蔣征得宋哲元的同意讓宣介溪暫留北平，為日本人偵知，出動憲兵將其從住所逮捕押至天津。然而宋哲元等識破其陰謀，決以武力抗之，下令做好攻打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捉拿多田駿的準備，最終迫使日本人放人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