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歷史的問題上，德國人的反思是深刻的，但這反思卻與民族性無關，而是因為有了公民政治意識。在戰后一段時間，許多德國人對歷史的看法其實充滿謬誤，尤其在涉及到納粹的國內政策和猶太人問題上。歷史是大人物創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卻站著千千萬萬小人物，他們是納粹統治的民眾基礎，沒有他們歷史就沒有體積。正是由于這一點，二戰剛結束，美國記者邁耶就重返德國，在十年居住期間，他跟蹤采訪了十位普通德國人，了解到為什么大多數普通德國人會擁護納粹，其答案正如他為自己的書所取的書名：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一戰后，德國背負了巨額戰爭賠款，新建的魏瑪共和體制一直處于混亂之中，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更使德國雪上加霜：馬克大幅貶值，失業率高達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卻整天互相攻訐、無計可施。希特勒上臺前，這十位普通德國人都處于失業狀態，生活無著。在他們的回憶中，1933年納粹上臺至1939年戰爭爆發前是德國歷史上最好的時光。納粹靠著使德國強大和富裕的承諾贏得選舉，上臺后即大搞基礎建設，整頓社會秩序，迅速振興了經濟，恢復了公共服務。僅僅三年間，德國的高失業率即下降為零，成為當時的經濟強國，并且實現了共同富裕，連工薪階層也能和管理階層一樣去國外度假。

納粹所以能迅速壯大，全靠大量工人、失業者、農民與中產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時間，這十位德國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窮挨餓。一位裁縫告訴記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親變窮，是納粹給了他父親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國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險和養老金;1935年他成為納粹成員后，這些夢想全都實現了。一位木工則說，納粹縮小了貧富差距，每個人都有了工作機會，而戰后雖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卻不能作為生活的替代品。

這表明，盡管納粹上臺后就開始鎮壓反對派，迫害猶太人，但只要讓民眾得到他們想要的物質生活，他們就會支持納粹。在他們看來，如果希特勒不發動戰爭，他就仍將作為歷史上振興德國的偉人而載入史冊。

那位木工就發現，納粹制度“有許多好處”：納粹打破了階級區分，使他與上層人之間有了同等地位，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在群眾組織“勞工戰線”中，他與一位教師也成了戰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縫曾給大學教授做衣服，他對此既自豪又忌恨，成為納粹成員后，他發現自己可以對教授們指手劃腳了，這使他感到極大的心理滿足。希特勒非常懂大眾心理，他爭取他們支持的辦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強他們的翻身解放意識。社會福利的增加畢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優越卻能使普通人獲得幸福感，哪怕他們的生活并不是太好。

實際上，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勞的人，他們在納粹統治下沒有受過迫害，也不認識任何高層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殺。即使他們知道一點也不相信，認為是猶太人的謠言。由于缺乏公民權利意識，他們總覺得猶太人經商太有錢，感到很不公平，認為剝奪猶太人的財產是應該的。那位裁縫就告訴記者，正是猶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東西。一位銀行職員則認為，應當讓猶太人的經濟下降到與他們的人數成比例。他們渴望社會公平，但卻缺乏把各種事實聯系起來的能力，把宣傳和事實分開來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納粹的“公平”是在攻擊人的基本價值和所含的權利。

導致納粹上臺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當時的德國人的政治觀點多是從個人處境出發，對他人的權利漠不關心。他們沒有社會公民意識。

所以與許多普通德國人一樣，納粹宣傳說通貨膨脹是猶太人造成的，他們就相信了。報紙上整天告訴他們，“猶太人是世界資本家”，“猶太人統治著英國”，“猶太人控制著俄國”。那位裁縫曾與記者談到毒氣室，說：“如果發生了那種事，那它是不對的，但我相信它沒發生過。”偏見使他只相信官方媒體的宣傳，而不是相信事實。即使發生了屠殺事件，他也認為領袖是好的，壞事都是周圍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納粹濫用了黨的原則，領袖只是受騙了。但他自己每天看到猶太人佩帶恥辱的袖章，卻視為理所當然。1938年11月10日，發生了猶太會堂縱火案，一群孩子從被砸的猶太人糖果店搬運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邊看著。此事他們也都知道，但并不覺得這是在犯罪，因為他們從沒有聽說過穆勒所說的“多數人的暴政”，也沒有聽說過漢密爾頓的名言：“先生，你們的‘人民’是一只巨獸。”

為了鞏固對民眾的思想統治，納粹強調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諸如忠誠、純潔、勞動、簡樸和愛國主義等，并把喜歡思考的知識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階層，這給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個不思考的借口。對于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多數普通人只有二選一的簡單思路，一位收賬員曾告訴記者，他最喜歡的希特勒的名言是：“要么這樣，要么那樣。”這給大多數德國人的選擇提供了一個解釋：為了實現國家富強完全可以放棄維護個人權利。在這位美國記者看來，這些普通德國人不是不關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權力意識，不懂得自己擁有最高權力的公民的責任，總認為國家是崇高的，而個人無足輕重，因而對他人的苦難漠然置之，甚至參與迫害。

戰后德國人開始了新生活，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變得艱難，他們需要承擔比從前更多的個人選擇和責任，對此他們總是抱怨和不滿，覺得納粹曾經把一切都管理起來，統治得很好。這表明，他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受騙，他們以為他們在納粹統治下是自由的。事實上，他們渴望的從來不是自我實現的自由，而是想要擺脫“自由選擇的可怕負擔”(陀思妥耶夫斯基語)。

這位美國記者由此得出結論，這是自由制度與不自由制度造成的價值觀之別。從一個習慣于凡事自主的美國人的角度看，這些普通德國人缺少的其實是公民意識和勇氣：“一種能夠使人既不被統治也不統治別人而是能夠自我統治的勇氣。”

對于同一事物，不同的價值觀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是現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對于從前的許多德國人來說，納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惡，只有當他們從根本上改變了價值觀，具備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識與責任，明白對他人權利的剝奪即意味著對自己權利的剝奪，才會真正認識到納粹的實質與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