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死人堆里爬出來，成為少數幸存者之一。”“血水流進大冶金牛鎮三根祠街口塘中，從此，我們把這口塘叫‘血水’塘”……昨日，記者到省檔案館翻閱抗日檔案，這些歲月沉淀下來的文字，似乎要躍出紙面，悲憤吶喊！

上世紀50年代初期，湖北省根據中央要求開展抗日史料的征集和調查，留下了這批浸透血淚的寶貴史料。

楊植夫：“親睹八九人因酷刑慘死”

“1940年我在武昌十字街44號開設香煙店，4月24日下午，突有日寇憲兵隊隊長小田，將我抓捕……”武漢居民楊植夫在控訴書中說：“他們說我是新四軍密探，我不承認就將我懸空吊起，用煙熏、火燒、水灌、電觸，長達5小時之多。我昏死過去兩次，均用冷水浸醒。”

第二天，日寇要求楊植夫放棄生意，為他們做情報工作。楊植夫以養家糊口為由拒絕，小田大怒，命令四人用大木棍輪流暴打。“我四肢俱折，血將頭發全部膠住”，楊植夫說。日寇將他囚禁的5天中，楊植夫親眼看見八九人因酷刑而慘死。

由于130余家商鋪擔保，楊植夫被釋放，診治3個多月都未能痊愈，落下終身殘疾。后來，日寇又到他家勒索腳踏車30輛、金戒指12對、法幣數千元。

周秀清：“我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

“1940年農歷二月初九，日寇血洗了我們周家大灣。”孝感村民周秀清時年18歲，他說，日寇挨家挨戶將村民驅趕到灣外的稻場，50多個男人全部強行跪下，一頓猛打后，從北邊開始，日寇將頭5名人的肩頭一拍，帶到約莫三四十尺外，當做活靶子開槍射擊。

之后，周秀清和30多個青年被趕到一條水溝邊跪下。他回憶，“我低頭向后一瞥，敵寇在背后坡地上架起了機槍……子彈噴射過來，我感覺皮膚像火似的灼燒，隨著慘叫聲，一個個都倒了下去……過了一會兒，我恍恍惚惚從死人堆中向前看，只見前面小山上的松枝在晃動，才意識到自己沒死。再看看倒在溝里的小伙伴，個個都被打掉了后腦殼，血水嗆得人透不過氣來。”

聽到日寇說話，周秀清一動不動趴在原地。沒多久，日寇又對著尚在掙扎的人補了幾槍，周秀清的右腿和右臀被打中，再度昏了過去。傍晚，周秀清從死人堆里爬了出來。“64戶的周家大灣，4人重傷得以生還，不過都是終生殘廢。”

吉廣智：“過一次關卡，就像過一次鬼門關”

1938年10月20日，日軍占領大冶鐵山。一份作者署名為“吉廣智”的檔案記載：“鐵山很快變成一座法西斯集中營，到處設碉堡、哨卡、圍電網，對礦工和農民實施了槍殺、活埋、灌辣椒水、上電刑、練刺殺、狗咬等各種酷刑。”

一次，日軍抓了13個不肯為他們賣命的礦工，讓他們自己挖好坑，把他們全部推到坑里，往里填土，當土填到接近頭部時，日軍舉起槍托猛砸被害者頭部，打得血漿四濺。有時，日軍還把礦工推入坑內，倒進生石灰，再倒進冷水，使坑里的生石灰產生高溫把人燒得皮開肉綻，活活痛死。日軍把這種殘害人命的方法叫“泥鰍拱鐵山”。

礦工下班要過一道道關卡，很多青年婦女就給自己臉上抹層鍋底灰，就算這樣，有時也逃脫不了日軍的蹂躪。礦工們悲憤地說“過一次關卡，就像過一次鬼門關。”

楊道爽：“連漢江的水也變紅了”

楊家大洲，位于宜城璞河鎮東約10華里處的漢江荒洲。楊道爽說，鄉親們躲在這兒也未能逃出日軍的屠殺。

1940年農歷4月29日，12歲的楊道爽在父母的帶領下，和神色慌張的鄉親們一起往洲上跑。“我們氣喘吁吁，剛坐下來，突然撲來一群日本兵，用明晃晃的刺刀戳人，頓時許多鄉親喪命。”楊道爽親見杜大朝和他的三弟、五弟，杜家柯和他不滿12歲的兒子都被殺死了；正在害病的杜道斌被妻子用驢馱到大洲，妻子為了保護丈夫，伏在丈夫身上，日軍將夫妻倆一起刺死；魯某的妻子和他18歲的妹妹被日軍輪奸；楊生貴一家4人全部被殺。楊道爽的叔伯姐夫呂敬城及哥哥也被殺害。

“一個日軍用刀砍我父親時，我父親用胳膊一攔，奮力將日軍打倒，拼命逃出了虎口。”楊道爽說：“我嚇得昏在死尸堆里，僥幸躲過了日軍的屠刀。”這次日軍在楊家大洲殺死父老鄉親400余人，致殘200余人，“連漢江的水也變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