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周刊網站8月14日發表題為《關于裕仁天皇的五個謊言》的文章，作者為英國歷史學者弗朗西斯·派克，編譯如下：

在日本二戰投降70周年之際，應區分傳說與歷史。

謊言一：裕仁天皇是神。

在1868年日本的幕府將軍統治被推翻后，南方四藩試圖通過重新宣傳一個始于8世紀的神話來植入他們這個新政權的合法性，即日本天皇是神。

在1868年前，日本皇室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處于默默無聞狀態，而且往往相對貧窮。幕府被推翻后，需要一個新的國家身份來為該國新的軍事統治者正名。年少的明治天皇被立為新秩序的首腦，并進行自我正名。日本的新政權重新強調天皇作為現世神這一角色，并使之成為在新的公立學校教育體制中教授的一種意識形態學說的核心部分。日本軍隊更進一步，大力提倡武士道精神。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將軍被推翻被描述成明治維新，而不是一場革命，這一名稱在道義上為一場成功的武裝叛亂正名。

謊言二：裕仁天皇只是一位被逼著發動戰爭的立憲君主。

1946年3月，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后大約9個月，裕仁天皇就他在戰爭中的角色發表了自白。在一個奇異的場景中，裕仁穿著純白睡衣躺在床上，頭枕著精致而柔軟的棉枕頭。在8個小時的陳述(后被整理成書，即《昭和天皇獨白錄》)中，他為自己開脫所有戰爭罪責，聲稱他是一名完全聽憑軍方擺布的立憲君主：“我事實上是一名囚徒，毫無權力。”

這是一個謊言。盡管按照慣例，裕仁表現得像一位立憲君主，但明治憲法賦予他絕對權力——畢竟，他被奉為神。在位期間，他曾3次表現出他的絕對權力：1929年，他強迫首相辭職;1936年，他駁回其軍事顧問的意見，堅持最嚴厲處置卷入那場被稱為“二二六事件”的政變的年輕軍官;最終，在1945年8月，他不顧其顧問的意見，堅持讓日本投降。20世紀30年代，裕仁擁有阻止日本軍事冒險主義發展的權力，但他沒有這么做。正如曾擔任他的侍從武官的平田昇海軍中將猜測，“(陛下)在戰爭末期所做的，我們也許一開始就能讓他做”。

謊言三：裕仁是一名熱愛和平的科學家，只對海洋軟體動物感興趣。

太平洋戰爭后，日本不遺余力地試圖說服世人，天皇是一名和平愛好者和科學家，他的主要興趣是研究水螅蟲，一種體型很小的軟體動物。裕仁的確是一名勁頭十足的紳士科學家。然而，他也是一名對軍事活動的細枝末節感興趣的年輕人。他讓人在東京皇宮下面建了一間作戰室——在這里，他能詳細跟進日本的軍事冒險活動。連軍方也抱怨，為了向天皇提供最新情況，需要準備大量資料。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通常都身穿軍服，而為了慶祝大勝，他會騎上一匹純白坐騎，參加在皇宮前舉行的閱兵活動。

謊言四：裕仁不知道南京大屠殺和在中國的種族滅絕行為。

日本媒體普遍報道了南京大屠殺。裕仁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報道，尤其是他的家人也與在中國的暴行密切相關。當時，他的叔叔朝香宮鳩彥親王指揮著南京的日本軍隊。裕仁贈予鳩彥一對銀瓶以示褒獎，他們又開始像以往那樣一起打高爾夫。

在殺害了2000萬到3000萬中國人的屠殺中，天皇的叔祖、任參謀總長的閑院宮載仁親王授權使用毒氣。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宮崇仁親王甚至視察過位于滿洲、對中國人和西方俘虜進行活體解剖和其他實驗的731部隊。盡管未經證實，但裕仁的這些親戚沒有向他匯報日軍的這些活動似乎極不可能。與裕仁一樣，整個皇族都被東京戰爭罪行審判法庭免予起訴。

謊言五：裕仁曾為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罪行道歉。

多方報道，裕仁天皇曾主動提出為日本的戰爭罪行進行正式道歉，包括襲擊珍珠港事件。然而，如果裕仁真的希望向亞洲各國和美國道歉，他肯定可以通過向國際媒體提供一份新聞稿來實現這一目的。1975年，當被問到“戰爭責任”時，裕仁回答說：“我無法對這一形象化說法置評，因為我從未研究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