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稱“東北虎”的張作霖，走過一段彎路，在沈陽城里錯誤地鎮壓了一些要響應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但他很快就認清了浩浩湯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積極要求進步，積極向組織靠攏，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和統一事業。國奉合作始于1919年。這年秋天，孫中山先生開始和張作霖建立統一戰線，共同對付直系軍閥吳佩孚。雙方約定，由北伐軍先動手，兵出湖南，與敵決戰，再前后夾擊。然而，由于陳炯明叛亂和湖南當局的阻擾，結果北伐未能按計劃行動，致使東北軍在與直系作戰中孤立無援而失敗

1922年9月，孫中山又修書一封，派汪精衛去東北請兵借餉，老張欣然應允，先后資助北伐軍80萬元巨款，以及部分武器彈藥。在無償地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的同時，他的思想覺悟還有了進一步提高，多次表示要服從三民主義，主動讓權，以實現全國統一，表現出高風亮節的博大胸襟。比如，他的兒子張學良在給黨國使者的一封信中說：家父對中山先生“欽服之余，輒有景行行止之嘆，權利已早擬退讓矣，寧能言此而相爭也！”1924年9日4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國民革命軍即于次日舉行北伐。一方面，北伐軍牽制了曹錕、吳佩孚的行動;另一方面，直奉內部又發生馮玉祥倒戈，奉揮師南下、響應北伐的奉系，僅用1個多月就取得決定性勝利。老張同志隨即與馮玉祥、段祺瑞等人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

然而，由于擔任中華民國總執政的段祺瑞，要承認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強加于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老張也因為自己的政治立場，不理解聯俄容共政策，導致孫先生于12 月4日抵達天津后出現重大的政治分歧，會談未取得任何共識。“國奉合作”就這樣不幸解體。1927年，張作霖同志就任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從而實現了他一生中從奴隸到總統的歷史性轉變。此時的中國，軍閥割據，山河破碎，為進一步完成國家統一，北伐軍遂于1928年沿津浦、京漢、正太鐵路全面出擊，與奉軍展開激戰。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伐軍發生沖突，悍然制造了濟南慘案。面對國難，張大帥站在“兄弟鬩于墻，外御其務”的歷史高度，向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發出通電，希望停戰言和，準許他“同參政事”，一致對外，“所有國內政治問題， 但期國民有公正之裁決。”

這是老張同志的第二次讓權，是又一輪國奉合作的新嘗試。然而，這一事關黨國的千秋大業，在即將通過討論的前夕，竟然被一個叫張友鸞的年輕人無意中給攪了局。那么，張友鸞是如何壞了黨國大事的呢？此人在南京，不過是記者而已，但那時候的記者，敢捅漏子，政府官員敬畏三分。當時，國民政府由主席譚延愷與兩位常務委員李烈鈞、蔡元培主持工作，但蔡元培不常上朝，教授嘛，不坐班搞習慣了，把廟堂當課堂了;譚延愷呢？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務都由李烈鈞負責，每周一的新聞發布會，這位李常委逢會必到，不時時與記者聊聊天，因而和新聞界的關系搞得很好。

這天，張記者去采訪，剛好碰到李常委要外去，兩人打過招呼后，李常委喜笑顏開地透露他那里有“好新聞”，但需保密，記者的職業特點立刻使張友鸞窮追不舍。李常委引火上身，被纏得實在走不脫，那些警衛戰士怎么也沒有當場驅離這些狗仔隊，結果他便只好透露當晚開會、要通過張作霖“參政”的重大新聞，并交給他一份“請準許張作霖同參政事”的提案材料，內容大意是北伐勝利在望，總還要付出相當代價，如今張作霖表示悔過，請求言和，應該接納，準其同參政事，以早日結束戰爭，進行建國大業。正文下方，則是提案人的簽名，他們分別是國府委員，以及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四個集團軍的代表。

分手前，李常委千叮嚀、萬囑咐張記者：“千萬別告訴你的那些同行，說是從我這里得到的，那可就給我找麻煩了！”張友鸞倒沒有告訴其他記者，搶新聞還來不及呢，但他卻拿著提案，轉身直奔附近的閻錫山第三集團軍駐京辦事處。因為他認為，奉系求和，別人同意，都可以理解，唯獨閻錫山和張作霖是多年的生死冤家，怎么也同意和解呢？所以想去找他們了解一下個中原委。第三集團軍辦事處有兩名代表。無巧不成書的是，在提案上簽字的劉代表偏偏不在家，而另一位趙代表聽記者一問卻滿臉驚訝，說他根本都不知道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