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重慶各方包括蘇聯(lián)軍事顧問早就在提醒蔣，日本可能攻擊陜西。

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訴經濟部部長翁文灝，中國“應防(日軍)侵攻昆明，及陜西同時并攻” 。日蘇中立條約于13日簽訂之后，日軍就開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記記載說，從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敵增兵之訊，幾于無日無之，其氣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亦似敵必取洛陽西安者，洛陽判斷如此，而情報亦確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訴蔣，不宜先下手攻陜北，因為此舉可能“引出日寇渡黃侵陜”。但是，軍方高層并沒有認真、快速地作應戰(zhàn)準備，參謀總長何應欽從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陽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在作進攻陜北的軍事部署。4月20日，何應欽在洛陽召集軍事會議，指出：“晉南之敵，似將奪取我中條山，企圖徹底肅清我黃河左岸之部隊，爾后進犯洛陽、潼關，以威脅我第五戰(zhàn)區(qū)之側背，或西窺長安。 ”蔣介石也有相同的觀察。

5月7日晚，十余萬日軍發(fā)動全面攻勢，第二天戰(zhàn)略重鎮(zhèn)垣曲就失陷了。

6月初戰(zhàn)役結束， 關于此次戰(zhàn)役的結束日期，國民黨編撰的戰(zhàn)史有說5月27日的，也有說6月17日的;日軍編撰的戰(zhàn)史也說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記卻記載說：6月3日，日軍正式宣布晉南戰(zhàn)役結束。中條山根據地失陷。

6月30日，蔣介石在總結與反思這場戰(zhàn)役時說：“晉南損失與傷亡雖不如南京失陷時之大，然而危險與壯烈則過之” 。日軍編纂的戰(zhàn)史也說：日軍“實施完整的包圍作戰(zhàn)，擊滅了中國軍主力。其戰(zhàn)果乃在中日戰(zhàn)爭中所稀有” 。戰(zhàn)爭的激烈與慘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對日軍的強大壓力，為了讓處于劣勢且疏于準備的中央軍保住中條山根據地，蔣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敵軍開始攻擊之前，蔣就“令(劉)為章面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請兩日內答復，周答以即電延安”。

5月8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一)對于敵軍進攻，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二)對于國民黨要求我們配合作戰(zhàn)，須告以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三)我們要求事項：(甲)速解決新四軍問題，(乙)速發(fā)餉彈，(丙)停止反共，(丁)派機送周回延開會。 ”此電的要緊之處在于，既要告訴國民黨中共當然會配合作戰(zhàn)，同時也要趁機提出要求，解決此前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毛指出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這一點還排在第一，說明毛非常重視此時國共團結對敵的必要性以及標舉這種口號的重要性。

國民黨在還沒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復的情況下，又想借用社會的力量將中共的軍，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黨政軍聯(lián)席會報會上，劉為章“提議發(fā)動各機關各團體呈請中共部隊協(xié)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如果中共部隊不策應作戰(zhàn)，顯然系違反抗戰(zhàn)立場背離民眾意旨，是自棄也，且其結果將引起共黨內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戰(zhàn)，則足以協(xié)力打擊敵軍，亦國之幸也”。而劉為章之所以有此提議，則是因為蔣介石“囑其與周恩來談話” 。根據當時絕大多數的情況看，延安發(fā)給重慶的電報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轉達給國民黨，而毛澤東的復電是8日才發(fā)出的(具體上午還是下午，無從得知)。也就是說劉為章在開會報會時，應該還沒有收到周恩來的答復。又，梁漱溟說中共“自己有電臺，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劉為章有此提議，或許不是蔣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蔣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對蔣讓劉為章找周恩來面談這種方式是很不贊成的，認為“蔣先生此種作風一如孫老二(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只遭其輕視而已)”。而唐縱則認為“提議發(fā)動各機關各團體呈請中共部隊協(xié)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體現(xiàn)了“委座之賢能誠不可及也”。也就是說唐縱贊佩的是用激將法這種方式，因為它借用的是社會的、民間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對的是由軍令部次長面談的方式，因為這是官方行為。當然，所謂劉為章“面詢”云云，至少在毛澤東聽來，肯定是一種反問或質問，所以稱之為激將法;其實，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認為是質問。

徐永昌5月9日的日記就記載：在會報會上，蘇聯(lián)軍事顧問崔可夫就“藉委員長質周語，會報時提議命令十八集團云云”。徐永昌更反對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來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zhàn)。

5月9日的會報會上，會議由多數人議決：“一、令衛(wèi)立煌指揮朱德作戰(zhàn);二、以蔣委員長命令并敘日人乘我內部磨擦將侵洛、潼，十八集團如尚不放棄抗戰(zhàn)，應即加入作戰(zhàn)。”徐永昌對此很不贊同，他說：“共軍不加入作戰(zhàn)，國軍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協(xié)將置委員長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應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戰(zhàn)命令。”此處徐永昌提到的“委員長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蔣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往“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認為即使此時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zhàn)，也必須“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戰(zhàn)命令”。會議結束之后，徐永昌覺得如果“即對該軍下令，必貽后悔”，特再次電話告知蔣介石：“(二)我們應告周恩來以前日之話是警告性質，彼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國家的良心，這次敵人進攻，十八集團打敵不打敵，即證明其與敵妥協(xié)不妥協(xié)。(三)同時亦不必令衛(wèi)立煌指揮之，因周恩來自會知照朱、毛。(四)我們真要對之妥協(xié)，亦必待敵人此次攻擊過去平息后再與商討，不應在敵人進攻時示弱也。”此處的第二點很值得注意，因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蔣添的，也就是說蔣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軍配合作戰(zhàn)，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國家的良心，這次八路軍打不打日軍，就是中共與日軍妥協(xié)不妥協(xié)的證明。蔣采用的仍然是激將法。而且，蔣“完全同意將二三兩條即電話為章辦理”，因為第二天早晨劉為章又約定周恩來見面。雖然這時蔣介石已經得知中共的答復，并認為這是“中共藉此要脅，應以淡然處之”，依然命令劉為章再次約見周恩來，可見他是非常急于“請”中共出兵配合作戰(zhàn)。

此時，不僅蔣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揮官衛(wèi)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彭德懷說：“關于衛(wèi)立煌要求配合作戰(zhàn)，請擬一部署計劃電告。 ”同一天，衛(wèi)立煌也致電彭德懷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zhàn)。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毛澤東說的是衛(wèi)立煌要求配合作戰(zhàn)，而不是蔣介石要求配合作戰(zhàn)，這說明衛(wèi)在5月10日之前已與中共聯(lián)系過，而且此舉很可能沒有告知蔣，不然蔣不會在5月9日還同意“不必令衛(wèi)立煌指揮”朱德，并讓劉為章在5月10日再次約見周恩來，自己又于11日親自約見周恩來。抗戰(zhàn)期間衛(wèi)立煌和中共方面有比較密切的合作，但這種合作卻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疑慮，認為是一種很大的內部威脅。詳細情形筆者將另文專論。蔣告訴周恩來：“只要你們用游擊戰(zhàn)爭的方法，切斷同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敵人一恐慌，一定會恢復原狀”，“你們如配合行動，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有了成績后自然發(fā)給”，“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們安心，我一定命他們放人” 。大概周恩來的回答較為積極，所以蔣判斷“中共對晉南戰(zhàn)事或能望其參加擊敵也” 。可以說，蔣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頭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電下命令。這兩者間有重要的區(qū)別。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記就記載說：蔣命令新四軍限期移往黃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頭告知第十八集團軍駐渝代表葉劍英，其尚未用電者，或系略留伸縮之余地也” 。由此可知，蔣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遲在5月14日，“朱德亦已與衛(wèi)立煌通電，將夾擊敵軍” ，也就是說八路軍已正式答應出兵配合作戰(zhàn)。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蔣還沒有得到八路軍為配合作戰(zhàn)而切實行動的訊息。當天，王世杰的日記也記載說：“晉南戰(zhàn)事，我方損失頗重。共產黨軍隊迄今仍無協(xié)同國軍作戰(zhàn)之行動，軍部方面甚憤慨。”

5月21日，蔣約集各軍政大員商議中條山撤兵問題，考慮到“敵以大兵力圍攻，而共產黨軍隊復在后方相牽制”，“乃商定酌留兩個軍交閻(錫山)留守晉西，另酌留一部在晉南及膠東地區(qū)游擊，余均撤退渡河南岸”。

《大公報》發(fā)表社論《為晉南戰(zhàn)事作一種呼吁》，內稱：“晉南戰(zhàn)役，業(yè)已經過半個月之久……而十八集團軍集中晉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xié)同作戰(zhàn)，則系事實。”“在國家民族的大義名分之下，十八集團軍應該立即參加晉南戰(zhàn)役……我們謹代表國民輿論，作熱誠激切之呼吁！”

當天晚上，周恩來即致函《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與王蕓生，“負責”地敬告他們：十八集團軍必定對敵作戰(zhàn)，而且，“在貴報社論發(fā)表一周前，晉南白晉公路一段即為第十八集團軍部隊襲占，停止通車;其他敵區(qū)戰(zhàn)事尚在發(fā)展，只因遠在敵后，電訊聯(lián)絡困難，此間遂不得按時報道”。同時，“十八集團軍作戰(zhàn)地界，奉命不與友軍混雜，免致引起誤會。我們現(xiàn)在仍守漳河之線，未入林縣一步” 。此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周恩來說的因“電訊聯(lián)絡困難”使得前方戰(zhàn)報不能及時予以報道;二是八路軍有意要與友軍劃界作戰(zhàn)，以免混雜而引起誤會，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報》將周恩來的來信全文發(fā)表，并再次發(fā)表社論指出：“我們前天的評論，其實只一句話，就是期待十八集團軍將協(xié)同作戰(zhàn)的事實盡速表現(xiàn)出來。我們愿聲明，只要有此事實，就滿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戰(zhàn)果” 。由此可知，《大公報》在意的是一種事實：中共出兵打擊日本的事實，而并不在意其戰(zhàn)果。這種事實恰可以證明中共與日軍有沒有妥協(xié)，這一點正是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以后朝野各界最懷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蔣介石說如果中共不打敵，則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著眼點所在。5月23日，黃炎培等人公電毛澤東等，“請速與中央軍協(xié)力抗敵，御西犯敵軍，間執(zhí)讒慝”。也就是說，中間派確實出來說話了，呼吁中共出兵助戰(zhàn)。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強調八路軍必定對敵作戰(zhàn)，因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軍，將給自己的政治形象帶來嚴重的傷害。

23日的《大公報》社論還敦促中共“擁護國民政府”。2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這是國民黨的第二個將軍(第一個問我們是否配合作戰(zhàn)，第二個問我們是否擁護國家中心，都是向我們將軍)。毛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暫時置之不理 。

25日，《新華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刊發(fā)了前述周恩來寫給《大公報》的信，毛澤東認為這是對國民黨的造謠污蔑反將一軍。

28日，《解放日報》又發(fā)表社論《謠言與煙幕》，針對國民黨說中共不打敵，以及日方制造的“中共與日軍從不沖突”等謠言予以駁斥。可見雙方都很重視運用宣傳來鞏固本黨的政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