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產：抗戰前五年，軍工部僅生產了不足一萬支步槍

概括而言，抗戰期間，中共部隊武器的主要來源有四：自產、繳獲、收編與撥付。至于何者所占比例最高，目前尚無法判斷。

這四種來源中，數據統計較為確切的是自產，但因其大小兵工廠繁多——八路軍總部設有軍工部，各部隊、各根據地也大都設有兵工廠，如120師在1942年有7個兵工廠，太行區有兵工廠4個，晉察冀邊區有兵工廠12個——要統計出所有兵工廠在抗戰期間的武器生產數量，存在極大的困難。不過，從部分的統計數據中，仍不難管窺當時中共部隊的整體武器自產能力。

軍工部所直轄的兵工廠，是八路軍最大的武器自產基地。據其年度總結報告，1940年全年，軍工部共生產步槍3360支，另有手榴彈7.4萬余枚，子彈12萬余顆，燃燒彈200個，地雷95個。1941年，因為日軍的掃蕩，生產能力驟降，全年只生產步槍1736支，另有炮800門，子彈41萬顆，炸彈6萬枚，刺刀1.2萬把，炮彈4萬發，地雷2358顆。1943年，全年共生產步槍400支，擲彈筒350支，屈槍1432支，擲彈筒彈4883個，迫擊炮彈4253個，子彈68萬余顆，手榴彈4萬余顆。

另據劉鼎的統計，截至1943年7月，軍工部的生產成績如下：“五年來，數量上：近萬數的步槍和擲彈筒，足夠十萬發炮彈、幾十萬發地雷和炸彈，將近百萬發步槍子彈和很多匹馬力的機器。……質量上：a、步槍、迫擊炮彈、無煙藥和炸藥一般的可與現代大工廠出品一樣。B、擲彈筒及擲彈筒彈、步槍子彈經過最后的改進，能夠為我們所用。C、其他如手榴彈、地雷和機器等，還是很勉強的。”

主力部隊的生產能力，以120師為例——1940年5月，賀龍等人曾向毛澤東等人報告，樂觀預計，120師的兵工廠，“有材料月可出步槍二百支”，手榴彈廠“兩個月后每月可出三千顆”。但實際上，整個1941年，120師的所有兵工廠，只生產了10挺輕機槍，292支步槍，31483顆手榴彈。根據地的生產能力，以晉察冀邊區為例——截止1942年2月，共生產步槍1056支，手槍186支，手榴彈308157顆，步槍彈594997顆。

根據上述數據，不難揣度：整個抗戰八年，中共部隊的自產武器，就步槍及擲彈筒而言，至多不過數萬支，顯然遠不足以滿足其軍隊迅速擴大的需要——1944年6月22日，朱德、葉劍英等曾在延安對中外記者披露，中共主力部隊（不包括地方武裝及群眾武裝）已有四十七萬四千人 。

繳獲：“ 與日寇作戰，彈藥消耗很大，而繳獲則較少”

自產如此，那么繳獲又如何呢？雖然流行的說法是“這個時期是以繳獲敵人的武器為主”，但至少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延安高層并沒有這樣的設想。1937年10月22日，毛澤東等人代表中央軍委，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要求“我們必須在一年內增加步槍一萬支”時，所指示的“主要方法”，不是繳獲，而是“自己造槍。”

直至1941年，中央軍委仍在給各根據地的指示中，一再反復強調對日作戰，消耗與繳獲的不成比例：“ 在與日寇戰斗中，槍械彈藥之繳獲較少 ，而國民黨不會再發彈藥”，“敵后抗戰的武器補充日益困難：國民黨已兩年未發一顆子彈，將來發給的可能也很少； 與日寇作戰，彈藥消耗很大，而繳獲則較少，這與國內戰爭大不相同 ”，要求各根據地重視兵工建設。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軍委據此指示：“兵工建設應以彈藥為主，槍械為副”，要集中力量“修理槍械、翻造子彈、特別是大量生產手榴彈、地雷等”，并警告各主力部隊及各根據地：“假若……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槍、機槍、炮等進步武器，則將來一定會吃大虧的。”

至于在對日作戰過程中，中共部隊的繳獲與損失的總體數據，迄今未見統計材料。不過，也有一些具體的戰報可供參考。譬如，“太岳縱隊”曾參加百團大戰之“榆遼戰役”，其戰報顯示，此役，該縱隊共繳獲敵軍步槍21支，迫擊炮1門，八音手槍1支，步馬槍子彈1240顆；共損失步槍45支，手槍1支，駁殼槍1支，消耗步馬槍彈21236顆，駁殼彈1130顆，輕機槍彈14971顆，重機槍彈6727顆，手槍彈1002顆，迫擊炮彈58顆。損失的槍支，是繳獲的兩倍，而損失的彈藥，則是繳獲的30余倍。

然而，另外一些數據顯示，八年抗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在武器彈藥的繳獲方面，似乎確實相當可觀。譬如，有統計稱，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八年間，八路軍共繳獲步騎手槍20.7萬余支，炮955門，機槍1106挺，炮彈1.68萬發，步槍手榴彈369.77萬余顆。⑦如果承認該數據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那么，這些繳獲，很可能更多地是來自于對偽軍的打擊，以及與國民黨“頑軍”的摩擦。

此外，前引中央軍委的指示，反對集中力量制造步槍、機槍、炮等武器，相反，要求各根據地和主力部隊的兵工建設，以翻造子彈、生產手榴彈為主要工作。何以如此？129師的一份抗戰前四年戰斗損耗比較統計表，部分提供了答案。據該統計表：在槍支方面，自1937年至1940年，繳獲與損失比，依次是：3/1、8/1、5/1、1/1（強）。而在彈藥方面，其繳獲與損失比，則依次是：1/3、4/1、1/8、1/4。除1940年因日軍掃蕩而而導致槍支繳獲與損失入不敷出外，其余三年，槍支的繳獲，一直遠大于損失；而彈藥則恰恰相反，除1938年外，其余年份，彈藥的繳獲，遠遠跟不上消耗。這大約也正是中央軍委在1941年前后，要求各兵工廠將主要精力用于翻造子彈的緣故之一。

收編：山西新軍起義，一次性帶來“好槍約二萬五千支”

在抗戰初期，收編曾一度是八路軍擴軍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其相當重要的武器來源。最初是收編民間武裝，如在冀魯豫邊區，“首先爭取與動員有武裝的農民或土匪，改變為脫離生產不脫離地方的游擊隊。……此種發展方式，尚帶勉強性質，所以發展容易鞏固難。不過由于他們來時帶槍，洗刷或逃亡時‘人走槍在’，‘退人不退槍’，于我武器擴大無損失。”再如“平西抗日游擊隊”，最初乃是青年黨人趙侗所領導，地下黨組織打進去后，“黨員和青年學生基本上抓住營連兩級 ”，最終使得趙侗不得不放棄前往太原投靠國軍的念頭，而將部隊帶至八路軍根據地進行改編。

不過，民間武裝及槍支終究有限。八路軍所收編的最大一筆槍支，是在1940年，來自閻錫山所部“新軍”——據徐永昌日記，“黃樹芬來（山西省黨委），述犧盟會此次叛變，去精銳部隊約三四萬，好槍約二萬五千支。” 當時，“八路軍自言有官兵二十二萬、槍九萬五千支、輕重機槍一千五百挺、山炮三十六門（山西造）、平射及迫擊炮一百五十門。” 這兩萬多支槍，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可見一斑。

所謂撥付，指國民政府的發給；1938年曾由中央撥發了120挺輕機槍和6門機關炮；其余槍支彈藥，主要由閻錫山所主持的第二戰區撥發，具體數目不詳，但不會超出國民政府規定的八路軍員額；余者，如軍費、軍衣褲、軍帽等用品，1937-1940年間，也都是按既定員額發放，顯然不能滿足迅速擴軍的需要。

傅作義的部隊當時與八路軍關系密切，有“七路半”的綽號。但傅是否被收買，目前并無任何史料可以證明。唯國民政府的情報部門報告，曾發現蘇俄通過蒙古邊境“用汽車密送物資至延安”；蘇聯紅軍駕駛員依·戈·明卡也回憶稱：“1939年或者是1940年，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我們接受了運送武器到內蒙的任務。這些武器是送給中國紅軍的，有機關槍、步槍、子彈、手榴彈以及飛機油。”略言之，零星的檔案資料顯示，這種秘密的武器彈藥援助，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至于其具體數量及流向，則迄今仍是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