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8歲的大學一年級學生艾倫·拉森應征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被分配到空軍照相偵察中隊，很快他隨所在部隊輾轉萬里來到中國云南，被幸運地分到了陳納德將軍的麾下，擔任部隊航拍地圖繪制員，參與制作地圖和海圖的工作。其間艾倫和他的戰友們拍攝了大量關于中國的彩色照片。

1941年12月20日，9時30分。

日軍82中隊十架九九式轟炸機排成V字形，經由越南進入中國領空。此時，昆明基地的AVG部隊第一大隊、第二大隊全體飛行員背著降落傘匆匆奔向各自的戰斗機。第二大隊的8架寇蒂斯P-40C戰斗機率先做好了準備，只有飛行員愛德華·萊克塔在爬上主翼時不小心碰掉了引擎罩，他趕忙招呼地勤人員前來修理。

一顆黃色信號彈后，第二大隊8架寇蒂斯P-40C戰斗機陸續起飛，消失在東南方向，正面迎接敵機來襲。因碰掉引擎罩而憋了一肚子火的萊克塔發現敵機后，第一個沖到日軍轟炸機編隊的左邊。他將飛機拉到高空，然后瞄準下面一架轟炸機沖下去，瞄準鏡里的敵機越來越大，他狠狠扣動了扳機。

下面的九九式轟炸機突然急劇地燒起來，機尾拖出一道長長的黑煙，整架飛機搖搖晃晃幾秒后一頭栽了下去—就這樣，中國云南大地上迎來了第一架被擊落的日軍飛機。

愛德華·萊克塔是美國志愿隊的飛行員，一支在陳納德指揮下以“飛虎隊”著稱的空軍小分隊，1941年下半年在緬甸投入戰斗。珍珠港事件后，陳納德重被征調進美國軍隊，而他的“飛虎隊”改編為中國航空特遣隊(后來的第14航空隊)。

60多年前的飛虎隊赫赫戰功如今早已定格在老者的記憶中，老式黑白電影里。當86歲的前飛虎隊員艾倫·拉森的《飛虎隊隊員眼中的中國：1944-1945》在國內出版時，飛虎隊以及抗日戰爭的歷史被耳目一新地再現。艾倫·拉森以及他今年5月剛剛去世的戰友威廉·迪柏鏡頭下的中國，竟然大部分是普通百姓彩色的日常生活。

抗戰大后方的彩色生活

孩提時代的艾倫·拉森深信，只要在地上挖一個很深很深的洞，就可以去到中國—因為中國在世界的另一端。如果沒有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艾倫·拉森或許并不會意識到地球那邊的中國正處于水深火熱中—那幾乎是當頭一棒，讓這位生活安逸的美國青年產生了與日戰斗的渴望。

1943年，18歲的大學一年級學生艾倫·拉森應征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經過在美國本土數月的軍訓后，他被分配到空軍照相偵察中隊，隨后他所在的部隊輾轉萬里來到中國云南。彼時，陳納德的“飛虎隊”已改編為美軍第14航空隊。艾倫被幸運地分到了陳納德麾下，擔任部隊航拍地圖繪制員，參與制作地圖和海圖供中美兩國空軍打擊日本陸軍和海軍。

1944年9月1日，抵達昆明空軍基地的艾倫興奮異常，他和一位戰友第一時間來到飛機跑道上，站在鼻翼上畫著鯊魚圖案的P40戰斗機旁相互拍照—這一幕是艾倫中國視角的起點，也是《飛虎隊隊員眼中的中國：1944-1945》的第一張照片。

“那時艾倫酷愛攝影，有空就利用他的兩部柯達相機(Kodak Bantam 828和35mm相機)和他父母從美國寄來的柯達彩色膠片拍照。”《飛虎隊隊員眼中的中國：1944-1945》一書的策劃、翻譯嚴湛是艾倫的老朋友，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艾倫對于中國老百姓有著難忘而美好的印象。

作為一個生長在美國的青年，即使面對戰爭的嚴酷，生活依然美好。這種態度直接決定了艾倫照片的視角—鏡頭里的看不見苦難，人們笑臉相迎美國大兵—中國餐飲店和小販經營誘人的美食;昆明市內百姓觀看眾多美人畫像以及“突兀”的蔣介石畫像;田間勞作的農民面對鏡頭時嘴角那一抹害羞的微笑;穿國民黨軍服的兒童天真地對著鏡頭笑，他的胸前佩戴著“中國童子軍”的徽章;他們甚至送了一套美軍軍裝給一位中國少女，照片里的女孩穿著軍服，手拿美國棒糖笑得陽光燦爛……

“艾倫從杭州到上海的一路上見到了日本戰俘。當時日本剛投降，在中國的日軍都呆在兵營里，中國軍隊還沒來得及接管他們。所以日軍兵營里還有武器，仍然出操訓練，但因為已經投降，當時的日軍已喪失了戰斗力。”嚴湛告訴記者，艾倫在《飛虎隊隊員眼中的中國：1944-1945》一書中也呈現了這一見聞，“他們都是根據日軍上級的指示在拆除軍事設施，個個都比較低調，沒了往日的囂張氣焰。”

中國的空中抗戰

除卻大部分的日常生活，艾倫也將鏡頭對準了國民黨士兵。與書中大量美國士兵青春、頑皮的影像不同，中國士兵黑瘦、老態。

這些名義上的戰友，在艾倫的鏡頭里是空軍基地美軍生活和工作的宿舍入口的站崗者、是修筑昆明機場跑道挑泥土的勞動者、是飛機旁合影的害羞的無名氏。“艾倫與中國的士兵并沒有深入的接觸，只有一個總體較好的印象。”含糊的“較好”印象，是多年后艾倫描述給嚴湛的全部詞匯。

作為被蔣介石寄予厚望的西方民主國家，美國對中國抗戰援助的反應是遲鈍而曖昧的。倒是蘇維埃俄國成了第一個異常慷慨的朋友。1937-1939年間，蘇聯供應總數大約為1000架飛機，2000名“志愿”飛行員，500名軍事顧問以及大量大炮、軍需品和石油。

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對中國戰爭的關注明顯增長。但是，成為盟友的兩國之間的關系充滿了煩惱。關系緊張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從未提供中國人認為應該向他們提供的大量軍事支持和物資援助。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斷滇緬公路后，通往中國的主要補給是從印度出發，飛越喜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達云南昆明的危險的航程。越過這條有名的“駝峰”的美國補給物資，僅僅是杯水車薪。

“這支軍隊(中國空軍)總的來說處在令人絕望的狀態，營養不良，不發薪餉，未經訓練，照管不周，而且貪污腐敗。”1942年后，蔣介石的盟軍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希望增進中國對抗日戰爭的軍事貢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開始訓練飛越駝峰到達印度的中國軍隊，并建議國民黨軍隊應從根本上加以改編。他斷言根本的問題不是缺乏裝備，而是有用的裝備未被有效地使用。他建議清洗不稱職的指揮官，并由美國來訓練和裝備首批30個師，最后達到100個師的精銳部隊。

然而，史迪威名義上的部下陳納德將軍，與蔣介石的意趣比較投合。當與蔣介石商談時，陳納德對空軍打擊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于1942年10月聲稱，他以105架戰斗機、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轟炸機，就能“使日本垮臺……很可能在6個月之內，頂多一年之內”。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對蔣介石是有魅力的，因為它將使中國成為主戰場—從而使國民政府有資格要求更大份額的物資援助。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軍隊改革和積極參加地面戰爭就不必要了。

將驍勇善戰的“飛虎隊”帶到中國的陳納德最終帶著失望和憤怒離開—他在戰爭結束前不久，被調離中國戰場。與他相異的是，普通士兵如艾倫，對彼時的中美政治知之甚少，“我們終于可以回家了”是他登上甲板時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