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秋季的武昌新軍起事，史稱“辛亥首義”。“首義”一詞由東漢哲人王充(27—97)創用，其意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義”引申為首舉義幟、率先發難，唐人杜甫、韓愈有此用例。武漢首義一說，則見于孫中山1912年1月1日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書云：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本來，武昌新軍起義并非清末首次發生的反清武裝暴動，稱其“首義”別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孫中山率鄭士良(1863—1901)、陸皓東(1867—1895)等舉行第一次廣州起義以來，興中會、光復會及后來的同盟會于10余年間發動10多次反清武裝暴動，諸如——1900年由保皇派與革命派聯手組織的武漢自立軍起義(又稱庚子自立軍起事)，1900年10月鄭士良等的廣東惠州起義(又稱庚子首義)，1906年12月同盟會策動的萍瀏醴起義(又稱丙午萍瀏之役)，1907年5月同盟會策動的廣東潮州黃岡起義(又稱丁未黃岡之役)，1907年6月同盟會發動三合會在惠州七女湖起義(又稱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7月光復會徐錫麟(1873—1907)聯絡會黨舉行安徽安慶起義(又稱丁未安慶之役)，1907年9月同盟會發動廣西欽廉防城起義(又稱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同盟會發動廣西鎮南關起義(又稱丁未鎮南關之役)，1908年3月黃興領導欽廉上思起義(又稱戊申馬篤山之役)，1908年4、5月黃興與會黨首領黃明堂(1866—1938)發動云南河口起義(又稱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11月熊成基(1884—1910)等發動新軍舉行安慶起義(又稱戊申安慶之役)，1910年2月倪映典(1885—1910)等發動廣州新軍起義(又稱庚戌廣州之役)，1911年4月，黃興、趙聲(1881—1911)率同盟會精英舉行廣州黃花崗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

上述反清暴動的模式大略相同：黨人在華僑社會及外國友人處籌集資金、武器，編組敢死隊，對邊境地區(廣東、廣西、云南)清方軍政機關展開外科手術式的突擊;內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則多依靠會黨或小股新軍之力。歷次武裝暴動，皆稱悲歌慷慨，然而起義者與當地社會并無多少聯系，勢單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撲滅下去，此所謂“屢起屢躓”。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義則頓成滅亡清廷的燎原之勢，這并非偶然。

古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說，湖北革命黨人秉承此種豪邁楚風，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大有“亡清必楚”的雄心，而此種雄心依托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扎實的準備工作：武漢擁有近代工商業、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傳媒和近代軍隊匯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礎，革命黨又與起事城市各階層聯系廣泛，最重要的是，革命黨人實行“抬營主義”，爭取了成建制的新軍，并在軍中建立完整的組織系統，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動所可比擬，故雖然起事倉促，卻大體能遵循既定方略運行——10月10日傍晚一處舉義，諸營響應，經一夜激戰，便奪取中心城市——湖廣會城武昌;11日在湖北省咨議局宣布成立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府，首次在中國建立起比較完備的、行使職能的共和政權;

漢陽、漢口相繼于11、12日光復;1月初公布宋教仁(1864—1912)草擬的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將共和憲政綱領昭示天下;10月18日至11月27日，民軍在漢口(時稱夏口)、漢陽與南下的北洋清軍主力鏖戰月余，此為辛亥革命期間最大規模的戰爭。“陽夏之役”四十天間，湖北各州縣競起響應，湖南、陜西、山西、江西、江蘇、廣東等省紛紛反清獨立。故“辛亥首義”之“首義”，第一層含意是首次舉義成功。“首義”的第二層含意是，經武昌新軍暴動的沉重打擊，沿襲268年的清王朝及兩千余年的專制帝制之傾覆成為定局。

“辛亥首義”的全新意義更在于：秦漢以來的多次農民起義及貴胄奪權，皆取鄉村暴動或宮廷政變形式，以改朝換代為目標，新的王者黃袍加身，國體、政體卻全無變更，君主專制一仍其舊;而辛亥年秋季的新軍起義，發生在近代文明(機器工業、鐵路樞紐、航運中心、近代文教、洋操軍隊、新式傳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資本家、產業工人和手工業者、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新軍官兵)聚集的大都會，是一次大規模的近代城市起義，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權方有建立的基礎，并能以共和憲政號召天下，各省紛起景從響應，正所謂——武漢義旗天下應，推翻專制共和興。此誠為首創性義舉，故史稱“辛亥首義”。

威廉·施堅雅(G.Willi-am.Skinner1925—2008)在《城市與地方層級體系》中提出清末的中心地理論及其分析方法，根據市場交易的規模和興旺程度，將中國村莊以上的聚落分為八個層級：中心都會、地區都會、地區城市、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鎮、基層市鎮。而處于中國國內貿易最高地位的漢口，兼具中心都會、地區都會、地區城市、較大城市的功能。在這樣的近代中心城市爆發的辛亥首義，在三個關鍵環節上開創先機。

一是以武裝暴動擊碎200余年清王朝的統治機器，終結沿襲2000余年的專制帝制。二是以湖北軍政府建立和《鄂州約法》頒布，昭示了近代意義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樣。三是辛亥武昌起義、湖北軍政府成立，舉起了取代清朝中央政府的旗幟，而多數省份也紛紛宣布“易幟獨立”，導致了專制集權的清朝的瓦解。自太平軍起事以來，形成各省督撫日漸張大的地方勢力，而清末西學東漸之際，歐美地方自治模式傳入中國，伴隨立憲政治的推行，地方自治漸成氣候，而辛亥革命各省咨議局、自治會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皆是這種“地方自治”傾向的延伸。辛亥革命的成與敗，都與此一環節頗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