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官鬻爵，在中國可謂歷史悠久，最早能追溯到秦代。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18年），“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這意味著，百姓每繳納千石糧食，可以授予一級爵位，朝廷借賣爵賑災。漢武帝時期，由于對外連年征戰導致國庫空虛，朝廷決定繳納錢糧者可以獲得官爵或贖罪。秦漢以后，如若出現財政危機，一些王朝也會通過賣官鬻爵創收。到清代中晚期，官職買賣漸趨正規化常態化，捐錢買官已成為進入仕途的一大門徑；不過，捐官的級別不得超過四品道臺。

綜觀歷史，最熱衷于賣官鬻爵的皇帝莫過于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在位10年的漢靈帝依然年輕，正處于人生的黃金時段，如能勵精圖治，或許有所作為。但這一年，這個年輕的皇帝卻將注意力投向賣官，一門心思搞創收。《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九》記載：“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丑，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后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由此可見，漢靈帝一開始就出手不凡，所出售的官職級別之高、涉及范圍之廣，絕對是空前絕后的。

在漢代，三公九卿是中央政府常設官職，簡稱公卿。“三公”分別為司徒、司空、司馬，司徒協助皇帝處理國家政務，司空下達皇帝詔書、掌管群臣奏章、兼理監察事務，司馬管理國家軍事。“三公”乃掌管國家軍政大權的要員，如此級別的官職竟然拿出來買賣，恐怕只有漢靈帝做得出來。

漢靈帝明碼標價，“二千石”（郡守級官職）售價二千萬錢，“四百石”（縣級官職）售價四百萬錢。依此類推，“三公”的售價至少一個億。可是，漢靈帝即位以來，政治腐敗，社會混亂，經濟衰落，財富縮水，即便是富豪，其購買力也相當有限。如果嚴格按照標價賣官，勢必出現“有價無市”的局面。好在靈帝頗為機靈，自己制定政策自己靈活掌握，私下跟身邊人交代，只要有人付出五百萬或一千萬，就可以獲得公卿職位。

當時，專權的宦官巧取豪奪，占有巨額財富，所以“三公”官位大都被他們買得。曹嵩（曹操之父）系宦官曹騰養子，就是靠花錢買得“三公”要職。名士崔烈以五百萬錢獲得司徒職位，漢靈帝親自出席他的就職儀式，看到崔烈躊躇滿志的樣子，他頓時感覺這筆買賣不劃算，回頭對身邊的近臣說：“我后悔欠考慮，這職位其實可賣一千萬錢。”靈帝乳母程夫人在一旁回應說：“崔公可是冀州名士，起初他豈肯買官的，幸虧我做他思想工作，他才同意出錢的！”崔烈雖然花錢升居高位，而他的聲譽卻急劇下降，士大夫嘲諷他身上散發銅臭味。

漢靈帝何以如此熱衷于賣官創收？《資治通鑒》給出的答案是：“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這表明，他雖貴為東漢宗室王侯，由于父親早逝，少兒時代生活相對貧苦，幼小心靈種下“厭貧”或“好貨”情結。尤其是當上皇帝后，發現前任皇帝竟然沒有私錢以滿足自身愛好的木工制作，不由得萌生積聚私錢的意愿。想來想去，覺得賣官不失為脫貧致富的捷徑，于是就大張旗鼓地敞開賣官的大門。

不消說，漢靈帝賣官無疑產生諸多負面效應。首先是導致官員素質下降。官職憑錢獲得，即“唯財是舉”，而不是“唯才是舉”；提“錢”進步的官員，是否有才姑且不論，至少絕非德才兼備，因為能用巨款買官的大都是貪官或富豪，貪官可能有才卻肯定無德，富豪雖有經濟頭腦卻未必擅長政務。其次是導致行政效能低下。官員花錢任職后，往往會考慮“投入產出”，力爭把買官的錢盡快撈回來，因此便疏于治理。亂作為或不作為。再次是導致民眾負擔加重，官員不直接創造財富，他們要彌補買官的支出并獲得更多收益，勢必想方設法盤剝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都要老百姓埋單，因此搞得民不聊生，甚至官逼民反，激化社會矛盾。

上述負面效應，所帶來的后果極其嚴重。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爆發，八州連鎖反應。起義雖然被鎮壓了，而東漢王朝從此陷入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生靈涂炭的局面。表面看，東漢王朝最終亡于漢獻帝，歸根到底，禍根則是由其父漢靈帝所埋下。前期“黨錮之禍”、中后期賣官斂財，就是漢靈帝親手埋下的兩大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