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晝夜劃為十二個時辰，又劃為一百刻(“刻”原來指的就是計時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晝夜滴完一桶，劃分為一百刻)。“時”和“刻”實際上是兩套計時系統單位，換算比較麻煩，平均每個時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時”一般約合今天的中午十一點至十三點之間，午時三刻是將近正午十二點，太陽掛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陰影最短的時候。這在當時人看來是一天當中“陽氣”最盛的時候。

中國古代一直認為殺人是“陰事”，無論被殺的人是否罪有應得，他的鬼魂總是會來糾纏作出判決的法官、監斬的官員、行刑的劊子手等等和他被處死有關連的人員。所以在陽氣最盛的時候行刑，可以壓抑鬼魂不敢出現。這應該是習慣上“午時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小時候看《水滸傳》，覺得最精彩、最激動人心的情節，就是“劫法場”：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里，宋江、戴宗被押到法場，“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正在此時，梁山好漢一齊發作，“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只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

又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盧俊義要被處斬，也是在十字街頭法場上，也是“午時三刻到了”一聲喊，劊子手就要動手。等在酒樓上的石秀吼一聲“梁山泊好漢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拖起盧俊義就走。其他的古典小說里也常常會有“午時三刻”行刑的情節。比如《古今小說》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為神”，講任？被判凌遲處死，押赴刑場，“只等午時三刻”。結果任？居然在刑場上端然坐化。

那么，是不是古代法律規定在“午時三刻”行刑的呢？并非如此。比如唐宋時的法律規定，每年從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齋戒日，二十四節氣日，每個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殺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都不得執行死刑。而且還規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況下也不得執行死刑。

有人計算后認為，按如此規定唐朝一年里能夠執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時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確規定，只能在未時到申時這段時間內(大約合今下午一時到五時之間)行刑。并不是“午時三刻”。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規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對于行刑的時刻并沒有明確的規定。

相反也有黃昏行刑的。清人筆記《夢廠雜著》里記載了梅州的一樁奇案。當地一個強奸殺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釘封文書(死刑執行令)到達時，恰好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個吏目(管治安和監獄的小官)，無法監斬。吏目找來當地駐軍的游擊(軍官)商量，那游擊說：“文武一體，我為什么不能監斬？如果按制度請鄰州的知州來監斬，至少要三天，會延誤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兩人商議停當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時已近黃昏，來到城外刑場，天下起雨來，天色更暗。那挑來臨時充當劊子手的營兵從來沒有殺過人，行刑前一杯連一杯地灌酒壯膽，持刀上場人已大醉，聽到一聲“斬”，揮刀一砍，見死囚倒地就報“斬訖”。

吏目和游擊都躲得遠遠的，不敢上前驗看，派一個千總(軍官)驗看。那千總上前馬馬虎虎瞄了一眼，就說：“身首分離一丈多遠，還活得成嗎？”于是草草收場。可第二天收尸，卻找不到尸首。游擊和吏目驚惶失措，在刑場附近懸賞搜尋，總算在一個茅坑邊上找到了蔡阿三。原來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來掙扎逃走，無奈傷重走不遠。吏目叫來劊子手再補幾刀，才算完事。這事被上司發覺后，兩廣總督親自審訊，定劊子手和千總是“得賄賣放”，判絞立決;吏目決囚漫不經心，處絞監候;知州和游擊都為玩忽職守，判充軍。

既然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規定，明清小說里“午時三刻”行刑的說法就應該只是當時官府的慣例，或者是說書人、寫書人的普遍看法。那么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午時三刻”究竟有什么奧妙？古代一晝夜劃為十二個時辰，又劃為一百刻(“刻”原來指的就是計時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晝夜滴完一桶，劃分為一百刻)。“時”和“刻”實際上是兩套計時系統單位，換算比較麻煩，平均每個時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時”一般約合今天的中午十一點至十三點之間，午時三刻是將近正午十二點，太陽掛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陰影最短的時候。這在當時人看來是一天當中“陽氣”最盛的時候。中國古代一直認為殺人是“陰事”，無論被殺的人是否罪有應得，他的鬼魂總是會來糾纏作出判決的法官、監斬的官員、行刑的劊子手等等和他被處死有關連的人員。所以在陽氣最盛的時候行刑，可以壓抑鬼魂不敢出現。這應該是習慣上“午時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