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主任、主編、校長、總長、將軍、元帥、總統，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領導或下屬，他一不開心張口就罵，卻沒有罵過路礦學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陳寅恪的舅舅，也沒有罵過陳寅恪。

身穿長衫的陳寅恪出現在紹興會館時，正是槐花盛開的初夏，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像小白蝶似的，“啪嗒”落下一朵，“啪嗒”又落下一朵。陳寅恪四下里看看，然后在石桌前端然坐下：“樹人兄，你這補樹書屋可是詩情畫意啊！怪不得我兄衡恪老夸你這里好，是真正做學問的地方。”魯迅泡上孫伏園送的紹興茶，然后說：“衡恪兄這形容詞可是用錯了地方，實話實說，我這里就如同一座古墓，我就如同一個守墓人，你看看，一入夜這里萬籟俱寂，很多時候就我一人，抄古碑、翻古書是我夜夜必做的功課。”陳寅恪說：“這真正做學問就是要能靜得下來，正是要在你這樣的‘古墓’里，你這座‘古墓’，我今后怕是要經常過來。”魯迅搖頭說：“賢弟，你比我小得多，我記得幾年前一同乘船去日本，你好像才十二歲？你雖然是個天才，但畢竟是弱冠少年，看你在你哥那里住一個月，默默無言，像個書呆子——”陳寅恪接口說：“仁兄，其實我骨子里和你一樣，靜得下心來，這樣的‘古墓’，是最適合我的地方。我交友從來不看人而看世家，世家子弟都能靜得下心來，坐得住，坐得穩，方才能成就大業。你看看我，何曾與來自鄉村的土財主和城市的暴發戶交往過？”陳寅恪深深地看了魯迅一眼，那一眼分明是在說，你我才是最宜交往的人，你我都是做學問的人。魯迅說：“看來你和你兄是一樣的人，我和你哥一向來往頻繁，關系密切，你看——”魯迅進屋取出一抽屜的篆刻與書畫，說：“都是你哥送我的，這是名印、箋名印、收藏印，全是他為我篆刻的。”陳寅恪拿起幾枚欣賞著，說：“我知道他有收集碑石拓片的興趣和愛好，這一點與你也是相同的。”魯迅說：“就是，我和他經常一同游‘小市’，一同走訪琉璃廠的書肆、碑帖店。每年都有幾十多次的往來，吃飯、串門——”陳寅恪說：“我知道的，我哥也和我說過，我一到教育部供職，他就告訴我：‘樹人那里你可以常去走走。’好啦，今后你這‘古墓’里又多了一個抄古碑的夫子。”魯迅說：“你是胡同串子，就怕你坐不下來。”

魯迅與陳寅恪說話如此隨意，可見他們的關系非同尋常。當年魯迅赴日本留學，與陳寅恪和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魯迅與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時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在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小小少年陳寅恪也同船隨行。俞明健即是陳寅恪的大舅，他可是個新派人物，魯迅對他的印象不壞，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么東西呀？’”

魯迅與陳寅恪的交往從此開始，以下幾則材料可以印證陳寅恪與魯迅的同窗之誼：薛綏之主編的《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一輯有“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期活動簡表”，在1902年“生平事略”中有：“3月24日，魯迅隨明震總辦乘大貞丸離寧經滬赴日本。同去日本留學的礦路學堂同學有：顧瑯、張協和、伍崇實、陳衡恪。”周作人日記也有記載：“魯迅、張協和、伍習之和顧石臣，加上隨同前往的自費生，俞總辦的親戚陳師曾，都改進了弘文學院了。”陳寅恪的《乙酉冬臥病英倫醫院》一詩序中有言：“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游日本。”到日本后，他們又同在建校不久的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到1904年畢業，同學兩年。在弘文學院，魯迅與陳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處。

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主任、主編、校長、總長、將軍、元帥、總統，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領導或下屬，他一不開心張口就罵，卻沒有罵過路礦學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陳寅恪的舅舅，也沒有罵過陳寅恪。當年陳寅恪名篇《王觀堂先生挽辭》，就發表在吳宓主持的《學衡》雜志上。《學衡》還刊登過陳寅恪《與妹書》、《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考試題》。魯迅把吳宓罵得狗血淋頭，對陳寅恪的“古董”文章卻很難得地保持著沉默。不知道是因為與陳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還是學力不逮、不敢妄評，反正終生未見微詞，這在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說，幾乎是一個特例。要說起陳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國難有望其項背的。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原任直隸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麗，陳寶箴充任大清國戰時軍需指揮官，以糧臺轉運史的身份負責為前線準備軍械糧草，終日與榮祿、劉坤一、聶士成、袁世凱等面商或電文往來，做的是保家衛國、名垂千古的大事。陳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談到身世，說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撫“僅得小省”，在他眼里，小省當個省長算不上什么官。就說親自護送魯迅、陳衡恪、陳寅恪去日本留學的俞明震，出生紹興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單說老俞家有個兒子叫俞大維，讀哈佛、讀柏林，與陳寅恪同學，陳寅恪的妹妹陳新午嫁給俞大維。寅恪與大維原本就是姑表兄弟，親上加親。俞大維后來做了臺灣國民黨“國防部長”，自稱與陳寅恪“二代姻親、三世交情、七年同學”。俞大維的兒子叫俞揚，后來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陳寅恪最初從國外回國，任蔡鍔的秘書，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月，但卻和魯迅來往頻繁。魯迅那時候剛剛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第一、第二集，還有《炭畫》一冊，書名是陳寅恪兄長陳衡恪題寫。清明節后的那一天，他取了幾冊書來到蔡將軍府。陳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里，魯迅和他打招呼時，他眼睛直愣楞地瞪著他，老半天沒有任何反應。魯迅將書放到他面前，陳寅恪才回過神來，摘下眼鏡擦拭了一番，然后找出茶杯，每一只都積滿了茶垢。他叫門房給他們送來兩盞熱茶，兩個人面對面坐著，喝了茶，陳寅恪才緩和了些。魯迅將幾本書往他面前推了推：“剛剛出版的幾冊書，閑來賢弟可以翻一翻。”陳寅恪將書拿起來，隨手翻了翻，然后說：“我記得當年在日本，你就不來上課，盡找外國小說看，翻譯的底子就是在那時候打下了。”魯迅說：“我心思不在學業上，但也并非不聽課，每個月都要到注冊的學校胡亂聽幾節課。我是官費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額。要看聽課記錄，方才可以按月從學監處領到33元錢。單純做學生，這錢綽綽有余，但我后來回國結了婚‘游學’的。抽煙、喝酒、購書，這錢就不夠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與羽太信子談起了戀愛，錢更不夠用。”陳寅恪說：“不過你會掙錢，給《浙江潮》寫稿子，給各種小刊物、同鄉會寫文章做校對，日子還是過得不錯。”魯迅說：“那跟你們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當然，你那時還小，我的成就就遠不如陳衡恪。”陳寅恪說：“陳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來就是讀書的命。”魯迅說：“你們兄弟均如此，讀起書不要命，過目不忘又天資聰穎。”陳寅恪說：“你一雙眼睛一直盯著文學這一塊。”魯迅說：“這是我和師曾(陳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只眼緊緊地盯著學業，另一只眼關注著繪畫、音樂、古詩，廣交日本藝術界朋友，完全游離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與革命有一點點關系的是：陳衡恪與李叔同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習中國古詩、古畫、古樂。”周作人后來在《知堂回憶錄》里說魯迅：“退學后住東京的這幾年，差不多全是閑住，正式學校也不進，平常只逛舊書店——可是這三年里卻充分獲得了外國文學的知識，作好將來做文藝運動的準備了。”怪不得魯迅能如此全面地編輯出幾部《域外小說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創作，在俄、法、德、波蘭、匈牙利文學的大海里自由翱翔，為日后回國扛起新文學大旗打下堅實的基礎。

陳寅恪從蔡鍔將軍府辭職后再度出國，離開北京時來到教育部向哥哥陳衡恪告別，順便也和魯迅打個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個飯店聚餐，陳衡恪為弟弟送行，魯迅和幾個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過三巡之后，魯迅與陳寅恪回憶當年發生在東京弘文學院的趣事。當時陳寅恪與魯迅床抵著床，兩人年齡最為接近，關系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國的同學來信詢問弘文學院的近況，魯迅和陳寅恪、陳衡恪等人聯名回信，把學院情況事無巨細地一一告訴了他們。陳寅恪對魯迅說：“你那時候就看了很多書，我那時還小，并不太懂事。你其實對我的影響很大，那時候你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意見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驚——你那時就一直鼓勵我，受到你的鼓勵，我給家父寫了很多信，我記得有許多話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禍心，其實都是平常你跟我說的。”魯迅說：“你從小就與別人不一樣，看得出來，你將來的前途無可限量，我們大家都看得到的。”

陳寅恪再度出國后，與魯迅再沒有聯系。但是魯迅日記中卻不時地提到他，而陳寅恪卻再沒有只言片語談到魯迅。作為兩位大師級的人物，此種反常行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陳寅恪才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陳寅恪對于與魯迅先生曾經是同窗的經歷從不提及，這也是陳寅恪孤高與自尊的證明。他默默地走著一條漫長無盡的學術之路，最終成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師，他的學問被傅斯年稱為“三百年來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