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傳到日本，在日本國內，“不論政府還是軍部，都在推測蔣介石大概不會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樣期待的。如果掌握實權的蔣介石被殺，中國因國民黨的領導權之爭而再次發生內亂，對日本是太好了”。實際上，日本最擔心的就是國共兩黨達成和解，共同對付自己。因此，日本表面上表示靜觀其變，暗中卻積極挑撥南京與西安的關系，企圖使中國陷入內亂，自己繼續坐收漁利。早在15日，日本駐華總領事須麿拜訪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時就威脅說，如果南京接受張學良的八項主張，日本將“不惜采取斷然手段，以武力占領京滬”。為達到挑撥離間的目的，日本甚至作出了難得的“讓步”：15日將派至青島鎮壓紗廠罷工工人的海軍陸戰隊撤回；17日授意偽蒙古政府德王停止進攻綏東，并發電擁護南京政府，與國民黨合作反共，共討張、楊；是日，日本關軍也發表聲明稱，將對何的行動“不惜給予援助”；日本還唆使冀東漢奸殷汝耕發表加緊“剿共”、改造時局的宣言……同日，外相有田發表聲明，再次要求南京“絕對不能與張學良妥協，否則日本政府將不能坐視”。

宋美齡看在眼里，急在心頭，她告訴蔣介石，南京“戲中有戲”。蔣當然心領神會，他不能坐以待斃。17日，蔣介石給孔祥熙寫了一封親筆信，指示中央軍于17至19日間暫停對西安的轟炸，并稱他可能于20號前返回南京。蔣鼎文當日即攜信自陜西出發，經洛陽于18日返回南京。

看到西安事變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日本急了，其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威脅說：“假如中國對日態度強化而使蔣委員長釋放，則形勢必將趨于十分嚴重……我們絕不能把國民政府與張學良之間的任何妥協置之不理。”19日11時，有田約見許世英談話達50分鐘之久，探詢南京對西安究竟是施行討伐還是謀求政治解決，并明確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許世英回答說：“中央政府，無與叛逆妥協之理。”并說“尚未接獲關于張學良提出辦法之消息”。

20日蔣介石沒有如期回到南京，端納提出由宋子文前往西安談判，但遭到“壓服派”阻撓，宋子文只得以私人身份于20日晨飛西安斡旋。他除力勸張學良放還蔣介石外，還與蔣密談了半小時（而這之前，蔣介石房間的門必須開著，而且有軍官監聽），還把宋美齡的親筆信帶給蔣介石。宋美齡在信中表示，蔣若3日內回南京不得，她將親赴西安。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

東京對宋子文的西安之行自然十分“關心”，在宋返回南京當天，川樾茂就奉東京之命秘密會見張群，進一步探詢南京對西安的態度，重申日本的主張。張群為穩住日本，答復說，“中央當局并無與張學良進行政治妥協之意圖”，并指出軍隊已向叛亂者推進，還保證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變解決后將毫無變更”。22日，宋子文和宋美齡同赴西安，他們臨行前力爭將戰事展延到25日，次日起才可進攻西安。23日，廣田在樞密院會議作報告時仍決定對西安事變采取不干涉方針，但“倘國府與張學良以容共為妥協條件，日本則斷然抨擊”。

距停火期限還有兩天，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就召開第31次會議，決定由何應欽組織東西兩路討逆軍，分別以劉峙和顧祝同為總司令，待停火期限一到就“兼程急進，迅平叛逆”。會后，何應欽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私人會晤，何暗示中央軍將于26日全面進攻西安。于是，25日成為西安事變最關鍵的一天。

然而西安的局勢則可謂是“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端納“奠基”，宋子文“筑墻”，宋美齡“蓋頂”，加上蔣介石“容共抗日”的口頭承諾，終于使張學良決心釋蔣回寧。但直到24日晨，楊虎城還不肯點頭，他的西北軍控制著西安城（西北軍在西安城有9個團，東北軍只有1個團）。楊虎城除了不相信蔣介石的口頭保證，還有其他的考慮，正如張學良對宋美齡說的：“楊虎城及其部下不愿意釋放委員長。他們說：因為宋子文和夫人對我友好，所以我的腦袋是安全的，可是他們腦袋怎樣呢？他們現在罵我把他們搞進了這個事件，又說由于我們的條件沒有一條被接受，如果現在就放走蔣委員長，他們的處境將是從未有過地壞。”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甚至想出了一個權宜之計，那就是讓宋美齡和端納先飛洛陽，然后把化裝后的蔣介石偷偷送出西安開到東北軍防地，再乘汽車趕往洛陽與宋美齡會合。雖然宋子文覺得可行，但蔣氏夫婦都不答應，堅持蔣介石應該正大光明地離開。張學良只好再去找楊虎城，而雙方已經無法像發動事變時那樣達成結束事變的一致，張學良情急之下甚至說：“如果不能政治解決，我將自行其是。”蔣介石要在25日日落前回到南京，飛機必須在11時半離開西安，但楊虎城仍然不為所動。

此時，最關鍵的人物出場了，他就是周恩來，正是他親自出馬，楊虎城才接受了蔣的口頭允諾，于14時同意放蔣。端納認為：“實際是周恩來使蔣得以安全離開。”

當蔣介石的飛機于26日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時，何應欽的興奮和日本人的期待一同灰飛煙滅了。值得一提的是，當張學良和宋子文的專機于兩小時后到達同一個機場時，沒有一個人來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