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肉，很久很久以前就進入了中國人的食譜。早在先秦之時，中國人就將家養的狗分為三類：“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廚庶羞用。”所謂“食犬”，即今人所說的“肉狗”。不過那時候狗肉非常珍貴，只有貴族才享用得起，《禮記》說，“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狗肉是士以上的貴族才有資格享受的美味。當時的天子也以狗肉作為嚴肅的祭品，這從漢字“獻”的造字結構便可看出來，“犬”字偏旁即表示以狗獻祭的意思。

到秦漢時期，食狗之風大盛，狗肉從貴族的食譜擴展至平民的餐桌。劉邦的馬仔樊噲，發跡之前就是市井中的屠夫，以屠狗為營生，“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相傳劉邦特別喜歡樊噲烹制的狗肉，因此留下一道名菜，叫做“沛公狗肉”。根據漢朝人的記述，“中者屠殺羊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狗肉的品位要高于豬肉，中產階級才吃得起狗肉，窮人只能吃豬肉與雞肉。

不過隋唐之后，狗肉已經退出漢族人的主要食單，在中原家庭的餐桌上，豬肉與羊肉才是最常見的肉類。這里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可供人們食用的肉類已經比較豐富，肉豬、肉羊的養殖業得到空前的發展，人們在一般情況下不再需要將狗當成食用動物。二是佛教與道教的倡導，佛教禁止信徒食用狗肉;道教也稱“以犬為地厭，不食之”，受這些宗教思想的影響，人們也自覺不吃或少吃狗肉。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北宋崇寧年間(12世紀初)，朝野發生了一場要不要禁止民間食用狗肉的政策爭辯。

話說崇寧初年，有一個叫做范致虛的官員，向宋徽宗提出一個立法建議：“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即提請朝廷取締京師的肉狗屠宰業，其實就是禁止民間食用狗肉。

范致虛為什么要提這個建議呢？原因比較奇葩，“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意思是，宋徽宗生肖屬狗，所以狗不宜被宰殺、食用。幸虧徽宗皇帝不是屬鼠，要不然宋朝的貓都要失業了。

但宋徽宗覺得范致虛的提議非常有道理，“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下了一道詔書，禁止天下人屠狗。并賞賜了范致虛，“賞錢至兩萬”，范愛卿能想出這么有創意的建議，當賞！

然而，“食狗禁令”發下來，朝野嘩然。因為宋人雖然并非以食狗為樂事，但食狗畢竟不是華夏的飲食禁忌，市井間也不乏吃狗肉之人，屠狗還是一門正當的營生。現在朝廷突然禁止食狗，不但妨礙了市民的口腹之欲，也侵犯了經營狗肉的飲食店的利益。所以當時的輿論都反對“食狗禁令”。

京師的太學生帶頭抗議，在眾人面前發表宣言：“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貓也。”這段話翻譯過來，是說宋徽宗事事以繼承父皇宋神宗的志業相標榜，神宗皇帝生于戊子年，屬鼠，但從未聽說當年禁止民間養貓。當今天子，為什么不學習神宗的寬容大度？

坊間也議論紛紛。有人說，狗在五行中，自有其位置，守夜、打獵，或者被食用，都是狗的“本分”，“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恐怕要帶來說不盡的麻煩啊，“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我們現在未必贊同宋人的看法，但放在當時的歷史情景中，宋人也有他們的道理，畢竟對于宋代的多數人來說，狗并不是寵物，還不是伴侶型動物。另一種動物，貓，在宋代倒是普遍被當成寵物飼養，所以我們極少聽說宋人吃貓肉，貓肉成了飲食禁忌。

總之，由于禁止屠狗的禁令不得人心，所以實行不到幾年，便不了了之。南宋未聞再有禁止屠狗之事。

雖然宋朝人反對立法禁食狗肉，不過在宋代的上流社會，并不流行食用狗肉——這一點跟先秦與兩漢時期完全不同。在宋人筆下，汴京與臨安的飲食店與肉鋪子非常之繁多，但基本上賣的都是豬肉、羊肉，狗肉店不能說沒有，卻難得一見。有人統計過《東京夢華錄》提到的所有肉類食品，發現羊肉的比例為36%，豬肉的比例是12%，雞肉等禽類肉食為11%，魚貝類為15%，完全沒有出現狗肉。

許多宋朝士大夫甚至以食狗肉為恥。蘇東坡是北宋出了名的美食家，他被貶謫黃州時，看到“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便發明了紅燒肉這道美食。但蘇東坡盡管嗜肉，卻不吃狗肉。

宋神宗熙寧年間，蘇軾在徐州任太守，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宴上常有狗肉這道菜，覺得不可理解，質問為什么要屠狗設宴。司法官員告訴他：法律并不禁止殺狗。蘇軾又問道，公宴用狗肉，合乎禮制嗎？司法官員說，合乎禮制。并引述《禮記鄉飲酒》的一句話來說明：“烹狗于東方，乃不禁。”

蘇軾反駁道：“荒謬！《禮記》也說：‘賓客之牛角尺。’(意為，接待賓客所用的牛角尺把長)難道就不應該禁止屠牛？”我們知道，中原農耕王朝，一直都有嚴禁屠殺耕牛的禁令。這在農耕時代是非常合理的。

蘇軾又引用孔子埋狗的典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孔夫子養的狗死了，叫子貢去埋葬，說道：“我聽聞，舊的車帷子不要丟棄，可用來埋掩死去的馬;舊的車蓋也不要丟掉，可用來埋掩死去的狗。”蘇軾體會到孔子的仁愛精神，認為家養的狗死了，“猶當埋，不忍食其肉，況可得而殺乎？”可見蘇軾是反對殺狗的，因為他覺得狗與人類關系親密，殺之心有不忍。

不過沒有材料顯示蘇軾在徐州發過“屠狗禁令”，想來蘇軾只是反對在舉行公宴鄉飲時宰殺家犬，并不干涉民間是否食用狗肉。

實際上，在宋代士大夫家庭的正式宴席上，是不允許擺上狗肉的，若以狗肉宴請賓客，將被視為不合禮節，不懂禮貌。“狗肉不上席”的說法，便是從宋代開始流行開來的。這里的席，是指正席，接待賓客的正式宴席，非指私人餐桌。私人餐桌可以不講究，正式宴席則需要注意禮儀。宋人認為，狗肉屬于賤品，不可登大雅之堂。

宋人還常常將屠狗食狗的習慣跟黑社會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如宋人記載說，宣城縣境內，“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集，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這些不法之徒嘯聚在一處，屠牛殺狗，釀造私酒，偽造假鈔，干的都是違禁的事情。宰殺牛狗吃其肉，成了黑社會生活方式的標志之一。

北宋初，汴京也有一幫“惡少無賴之人，肆兇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他們在京城開設賭坊，誘人賭博，又“屠牛馬驢狗以食”，仿佛不宰條狗來吃，不足以彰顯他們的叛逆精神。所以宋太宗要求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被抓到的罪犯，重者處以死刑。不過，請注意，開封府要抓捕的并不是食用狗肉的一般市民，而是“肆兇不逞”的黑社會人員。

回顧宋朝人處理食狗問題的得失，我覺得有三點啟示是值得記取的：一、在一個并未形成食狗禁忌習俗的社會，政府如果立法禁止民間食用狗肉，將是一種冒失的政策行為;二、政府可以禁止在公宴上食用狗肉，因為官員應當接受比平民更加嚴格的禮制約束;三、上流社會應該自覺帶頭不吃狗肉，重建“狗肉不上席”的“舌尖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