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廣東法政學堂開課招生

為南粵第一所法律專門教育機構

“學員肄業法政，原期為國家通達有用之才，允宜樂群敬業，共濟時艱，無論官籍民籍及其職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階級門閥界域意見，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則他日從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閡之弊……”親愛的讀者，這段半文半白的話，是我從廣東法政學堂的章程里摘錄下來的，如果你仔細研讀，就會從中讀出辦學者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盡管強調規則與平等的法律精神與“尊卑有序”的傳統倫理格格不入，法政學堂首任監督(即校長)夏同龢“普法于國民”的努力近乎于堂吉珂德與風車作戰。但作為南粵第一所法律專門教育機構，廣東法政學堂在貧瘠的土壤里播下了第一顆法律精神的種子。就算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仔細檢視這顆種子萌芽的艱難歷程，或許還能給我們帶來些許啟迪。

辦學

上百地方官被迫入讀

有意逃學者烏紗難保

要追溯廣東近代法律教育的源頭，咱們還得提一提成立于19世紀中期的廣州同文館。我們以前說過，官方之所以開辦同文館，就是為了培養信得過的外交人才。而要與洋人打交道，就必須了解國際法，所以，廣州同文館也開設了《萬國公法》、《公法會通》等課程。不過，這些課程經常被視為“西藝”的附庸，開課時間很短，沒多少人真正把它們當回事，而走科舉正途出身的大小官員，除了一小部分熱心洋務的人，更將其視為雕蟲小技，不屑一顧。

法政學堂開課招生

地方官接觸舶來品

廣東法政學堂的開辦，卻使全省大小官員再也不能小看這些“西藝”附庸了。1905年，科舉考試被正式廢除，傳統讀書人頓失晉身之階，科舉正途失去了昔日金子招牌的效應，再加上時值清末新政，辦理警政、管理中外商務、鐵路和礦業等新興行業，都需要全新的知識，尤其是法律知識。1905年11月，兩廣總督岑春煊、廣東學政于式枚聯合上奏朝廷，稱“世變日亟，學術日繁，東西各國政治法律頗具深意，多為中國舊日未所有”，故而奏請成立廣東法政學堂，以“造就廣東全省司法行政官吏”。兩人的奏折不到半個月就被批準了，這是繼直隸法政學堂之后，中國第二所法政學堂，也是南粵第一所法政學堂。

5個多月后，廣東法政學堂正式開課招生，全省大小官員開始不得不與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裁判所構成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等一大堆從沒聽說過的新名詞打交道了。當時那些讀慣了四書五經的舊式官吏，一看到這些新名詞，肯定大多眼冒金星，想拔腿就跑。

地方官逃學受嚴罰

成績優異者可升官

可他們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根據當時官方的規定，廣東大大小小過百地方官，上至道府、下至知縣佐雜，不管是實缺還是候補官員，也不管年齡是大是小，除非是在國外學過法政，或者職務重要實在走不開，否則一律要來學堂報名投考。如果該來的不來考，或者考上了逃避上課，都要記過停職，隨即強迫入學，不畢業不許恢復官職。不過，有罰就有賞，按照規定，如果學員成績優異，就有機會升官，或者換一個油水更多的崗位，如果是候補官員，那也可以優先安排差事。就這樣，面對這樣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全省大小官員只好勉為其難，開始學習各類讓人頭暈眼花的中西法律課程。

學堂課程龐雜艱深，管理規矩也頗為嚴格。學堂章程開宗明義，稱“本校為研究法政學而設，各學員隨時隨事皆應自律于法則之中”。再往下看，不敬師長，蔑視學科、儀容不整、欺負同學、上課遲到、聽課不抄講義、提問不守規則，乃至在課堂內談笑吸煙，都要記過，記過就要扣分，扣的多了，就要勒令退學，仕途必定大受影響。難怪《廣東文史資料》(1963年第四輯)刊登的一篇題為《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雜憶》的文章寫道，學生在課堂外見到洋教習，都要鞠躬行禮，見到華人教習，則要作揖，如果在課堂內，等老師入座后，大家一起鞠躬行禮。這些斯文有禮的場景，大概都要拜那嚴格的管理規定所賜了。

狀元東渡 立志普法于民

歸國辦學 苦心經營六年

作為南粵第一所法律專門教育機構，廣東法政學堂的影響不容小覷。據相關資料記載，辛亥革命后，廣東各地方法院，從院長到檢察長，再到各庭庭長，幾乎都是從廣東法政學堂(辛亥革命后更名為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的。可以說，它為廣東的近代化培養了第一批亟須的法律人才。我們都知道，一所學校要辦好，必有一位靈魂人物。早期廣東法政學堂的靈魂人物便是其首任監督夏同龢。雖然今天已經很少有人聽說過他的名字，但這個立志“普法于民”的近代法律教育先行者，曾是第一個自費出國留學的狀元。留學歸國后，他在法政學堂苦心經營六年，播下了第一顆法律精神的種子。

成績優異打動日本著名法學家

說來有趣，夏同龢是1898年、也即戊戌維新之年被欽點的狀元，但翻開他應對殿試策問的文章，通篇盡是“致治之道無過于法祖”、“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這樣的語調，用我們今天的理解來說，壓根就是個反對變法的守舊派。這么一個思想保守的人，何以在數年之后作出自費到日本法政大學深造的決定呢？要知道，他那時已是官至四品的翰林院修撰，又是狀元出身，這自費留學的舉動算得上驚世駭俗，因而上了當時《東方雜志》的“頭條”，被譽為“復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國學校為學生，其志量加人一等”。這巨大轉變的動力來源于何處呢？從其活動年表上看，夏同龢中了狀元的第二年，即到廣東游歷，在這里認識了愛國詩人丘逢甲，并結為一生摯友，隨后他又前往澳門，結識了一批維新改良人士。我雖然沒有確切證據，但推測是這次廣東之行改變了他的思想，卻也不算毫無依據。

夏同龢只在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班學了一年，但他優異的成績令當時的法政大學校長、日本近代法學奠基人之一梅謙次郎印象十分深刻。1905年7月，日本《法律新聞》刊載了夏同龢接受記者采訪的筆錄，他在其間表達了“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國民，則國立自強”的救國理念。當年，8月29日，夏同龢編著的《行政法》得以出版，這也是中國最早的行政法學類書籍之一。從此，戊戌狀元夏同龢轉型為中國近代法律先驅之一。

辦校外補習班普及法律思想

1905年年底，夏同龢學成歸國，接受兩廣總督邀請，出任廣東法政學堂監督，從此開始了“普及法律思想”的實踐。他主持制定學堂章程，將法學通論、比較憲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數十門近代法學課程納入課表；他從日本聘請多名學者，來學堂執教，在法政學堂自編的月刊《法政叢志》上，常有外籍教員和學生就法學前沿問題展開的精彩答問，頗有教學相長的味道；他期待通過學校教育，使“官紳和諧，推暨于民，或從此一線”，這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其實只有一步之遙了；為了實現“使國民皆有法律知識”的理想，他甚至還辦起了“校外補習班”，從而出現了“校內千余人，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非常繁盛”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夏同龢當選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從此離開廣東法政學堂，法政學堂之后也更名為廣東公立政法專門學校，翻開了新的篇章。不過，他培養的畢業生，大多數成了廣東亟須的第一批法律人才。一個昔日拒“變法”于千里之外的傳統讀書人，最后卻成了將舶來的法律教育引入中國的先驅之一。從外表上看，這樣的轉變十分戲劇化，但究其原因，不過是他從未放棄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求真探索的努力而已。不管時代如何變化，這樣的品質總是稀缺而寶貴的，這也是我愿意把夏同龢與廣東法政學堂的故事寫下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