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大屠殺開始了。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各國使館紛紛撤僑，英美記者被迫撤離，南京成為與世隔絕的地獄。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保護了大約25萬中國人，并想方設法把日軍屠城真相送出重圍，使日本政府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大屠殺主要責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將校80余人撤換回國。在南京城外棲霞山江南水泥廠難民營，還有兩名西方人保護了3萬多難民。

得到西方僑民救護的南京千千萬萬難民感激地稱贊他們是“活菩薩”、“守護神”。難民們說：

“使南京的中國人免遭徹底毀滅的唯一原因，就是有為數不多的外國人。”

1937年9月19日，日本駐中國第3艦隊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國使節發出通告，宣稱日本空軍將于9月21日正午12時以后對南京采取轟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國人士迅速離開南京。各使館為保全國民從1937年0月中旬就開始撤僑。

當時金陵大學歷史系美籍教授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慶幸自己躲開浩劫，還與家人分別、沖破封鎖只身回到南京。1936～1 941年期間，他曾7次訪問日本，代表基督教教會，利用當地資料研究亞洲現狀、日本社會狀況及政府政策動向。從貝德士遺稿可以看出，他在1957年之前就向國際社會發出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必將推進大規模侵略戰爭。當時只有極少數美國學者認識到這一點。

和貝德士一起留下的，還有美國長老會牧師米爾斯、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農藝學教授里格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約翰·拉貝、美國圣公會南京德勝教堂牧師約翰-馬吉、美國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牧師喬治·費奇(又名費吳生)、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美籍代院長特里默、醫生威爾遜、德國禮和洋行工程師克勒格爾等。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北美學生海外布道運動興起，一批年輕的傳教士應此潮流來華，在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教。這些學者型傳教士自稱“南京幫”，將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業。冒死設立“安全區”。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大舉西進，直逼南京。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邀約留下的這些外僑，決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漢中路，西至西康路。這是一塊只有4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區，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鼓樓醫院、美德英日大使館及許多政府機構、高級公寓、私人洋樓都在安全區范圍內。

德國人拉貝被選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杭立武被推為國際委員會總干事兼安全區主任，后來杭奉命護送朝天宮古物西遷，離開南京，總干事一職由貝德士繼任。經杭立武推薦，喬治·費奇被國際委員會聘為副總干事，兼安全區副主任，主持安全區的實際工作。總稽查由約翰·馬吉牧師兼任。安全區為體現人道、中立，去除政權色彩，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而是民國初年使用過的五色旗，徽章上畫著黑圈紅十字。

大批難民涌向紅十字庇護的區域。到12月16日，難民所已發展為25個，后來居住難民人數達25萬。日軍為使安全區崩潰，百般刁難米煤供應。為養活這幾十萬人，國際委員會成員一方面與日軍談判爭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購買。貝德士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再吃面包，和難民一樣喝稀飯，以節約糧食。

12月13日，南京淪陷。拉貝和喬治·費奇立刻來到安全區最南邊的漢中路同日軍交涉。費奇在地圖上用鉛筆劃出標記，告訴日軍安全區的位置。日本軍官說：“請放心！”拉貝和費奇信以為真。沒想到他們還未離開，就親眼看到日軍擊斃20名驚慌逃跑的難民。接著日軍又闖進安全區，強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費奇痛心疾首地給友人寫信道：“我們忙著解除他們的武裝，表示他們繳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們是失信了。他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這些外僑中，費奇與中國的緣分也許是最深厚的，他還有一個名字叫費吳生，因為他生于蘇州。父母是傳教士，早年從美國來到中國。1913年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中，數十萬難民涌入上海，費吳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立即開展救濟工作。在這期間他與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說費吳生不僅是中國通，還算得上中國革命的元老。

1957年12月19日，費吳生與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學，看到一個姑娘正被三個日本兵和一個騎馬的日本軍官追趕，費吳生一把將姑娘推進自己的汽車，關上車門就向校門外開去。日本軍官悍然橫馬擋在車前，但是馬害怕汽車發動機聲閃到一邊，費吳生等人便開足馬力飛馳而去。

但更多時候，他們根本無力阻擋日軍野蠻的燒殺淫掠，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發生，悲憤地將暴行如實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