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風塵女子喜歡“傍文人”，不僅“傍”大文豪和名士，很多風塵女子甚至頻頻地向潦倒落難書生施以援手、著意結交，甚而委身文人等。不排除部分風塵女子確實有精神層面的高雅需求，然而實際上，風塵女子“傍文人”還有很多實惠之處。

首先，“傍文人”能給風塵女子帶來名氣。

中國歷史上很多有名的風塵女子最初都是靠結交著名文人或是高官而聲名鵲起的。如晚明南京著名的“秦淮八艷”，八個色藝俱佳的風塵女子幾乎都與當時的文人群體有瓜葛。如名妓兼才女柳如是在24歲時毅然地嫁給了年過半百的東林黨領袖錢謙益做側室，而成為當時人們茶余飯后的話題人物。

如今有些研究者認為柳如是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既有才情又有家國情懷的女子。其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靠文人墨客尤其是名士的鼓吹以提高自身名氣的妓女實在不勝枚舉。

唐宋時期的文人墨客不僅是妓院的常客，而且還喜歡作文傳揚，李白、杜牧、孟浩然、白居易、溫庭筠、柳永、歐陽修、蘇軾……這些大名鼎鼎的文人幾乎都曾寫過詩文記述與風塵女子的交往。

唐宋年間，同妓女有交往的文人相當多。而唐末文人孫棨寫的《北里志》就記述了妓女的生活與文人的風流韻事。唐朝妓女能寫詩的不少，譬如唐朝咸通年間的名妓魚玄機、徐月英等。但比起有專業水平的詩人文豪來說，自然遜色，故而她們樂意向真正的詩人、文豪們靠近、請教或者演唱名家的作品。白居易、柳永、蘇東坡的詩詞在當時的風月場中極受追捧就是明顯的例子。借著大名士的光，掙得些小名氣，這些風塵女子是樂意為之的。

晚明很多士大夫激憤時勢，但卻無可奈何，于是把風月場變成了他們聚會發泄的場所，這也為晚明的風塵艷史增添了很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如侯方域與李香君、冒辟疆與董小宛等。

被錢謙益稱為“寇家姊妹總芳菲”的秦淮名妓寇湄喜歡跟文人墨客交朋友，酒酣耳熱之時，或歌或哭，把自己感嘆光陰的心思和生活的辛酸統統都傾訴出來，放浪形骸，被文人墨客們稱為“女俠”，名動天下。

其次，古代風塵女子“傍文人”也能帶來經濟利益。

古代文人大致有兩種狀態：一種是考科舉入了仕途，在朝廷中任職;一種就是“處江湖之遠”，在官場外面邊讀書邊結交友人，這其中往往也包含一些風塵女子。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與元稹書》中寫道：“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說的是唐代妓女因能背誦白先生的《長恨歌》而自視與其他女子不同，足見能詩會賦的文化才情對于風塵女子的身價是有很大影響的。

也有風塵女子借助名詩人的吹捧而大紅大紫的。宋朝金盈之的《醉翁談錄》中記載：“耆卿(柳永)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凡是被柳才子詩詞文字提及的妓女無不身價大增，以至當時妓女中流行一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黃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見，愿識柳七面”的唱詞。

“秦淮八艷”之一的李香君“略知書”，當她與號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結識后，侯公子為她寫詩，于是，李香君在明末南京城里聲名鵲起。侯公子離開南京后，當時的權貴田仰“以金三百鍰邀姬一見”，李小姐竟然沒給他面子，在見其風骨的同時，也見其身價。

清初，南京秦淮河風月場還模仿科場選出了“女狀元”“女探花”，其中的女子一旦獲得此等榮譽稱號，則立刻門庭若市，身價大增。

清代文人沈起鳳的《諧鐸》中有個故事：揚州妓女葛九因貧窮而墮入風塵，來到南京秦淮河畔。葛九雖然長得很好，卻一直少人問津，正巧有個叫程振鷺的書生詩文不錯且為人仗義，得知葛九的身世后很同情，他告訴葛九“惟仗筆墨有靈，插標以高身價，庶幾廣致多金”。

這位程書生根據葛九的故事填了首婉轉艷媚的《金縷曲》。翌日，葛九就把抄寫精美的《金縷曲》用畫屏裝裱好了放在妓院最醒目的地方“打廣告”，于是一炮走紅，“好名者爭相傳播”，權貴富商都慕名而來，不到十天，“積金滿篋”。

可見，古代風塵女子青睞文人墨客，有其社會評價、經濟利益等方面的訴求，并非純粹只為風花雪月。

古代風塵女子“傍文人”還有其深層原因。

在封建科舉時代，人們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當時的觀念是只要書讀好了，就有“黃金屋”、“千鐘粟”，前程似錦。大部分世人對文人都抱著尊敬的態度，妓女也不例外。于是，在中國古代社會、古代話本小說里，妓女“傍文人”，甚至幫襯窮苦書生考科舉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