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行為讓張謇十分氣憤，為此他于光緒十年五月，與同在慶軍的三兄張詧及朱銘盤聯名，給袁世凱寫了一封言辭尖銳的長信，斥責他的種種不端。因為他們由此與袁世凱中斷往來，故后人將這封信稱之為“絕交信”。

光緒七年(1881)四月，時年二十三歲的袁世凱投奔于慶軍統領吳長慶之門。其時慶軍駐扎于山東登州(蓬萊)，而二十九歲的張謇早已是軍幕中的上賓。吳長慶念在故交之后收留下袁世凱，并讓張謇、朱銘盤等指導他學習詩文制藝。

這袁世凱讀書雖然讀得痛苦，卻在偶爾幫著處理一些軍營雜務時露出才干，為此張謇他們向吳長慶進言，使袁世凱在軍中獲得一個正式差使，一改初來時寄人籬下的食客身份。次年，慶軍赴朝鮮平息亂事，袁世凱大顯身手，官職也因之升遷，亂事平定后更是負責駐軍留于朝鮮。春風得意的袁世凱到了此時，已不把張謇他們放在眼中，甚至做出一些令故主吳長慶難堪的事，這是因為他已看準風向，巴結上直隸總督李鴻章了。

袁世凱的行為讓張謇十分氣憤，為此他于光緒十年五月，與同在慶軍的三兄張詧及朱銘盤聯名，給袁世凱寫了一封言辭尖銳的長信，斥責他的種種不端。因為他們由此與袁世凱中斷往來，故后人將這封信稱之為“絕交信”。

由于信是三人聯名，所以這就涉及一個由誰執筆的問題。其實，此事最初沒有什么異說，張謇晚年自訂年譜，于光緒十年四月記：“吳公調防奉天金州，促往。因由滬至煙臺，附海鏡兵輪，行至金州，則公已病甚。公自朝鮮分其軍三營畀慰廷留防后，自統三營至奉，不兩月，慰廷自結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揚己，頗有令公難堪者，移書切讓之。”這里的吳公即吳長慶，而慰廷則是袁世凱。所謂“移書切讓之”，就是指寫絕交信的事。張謇在這兒只說是自己“移書”，甚至連聯名的另外二人都沒有提一下。此后編印的《張季子九錄》，將此信的題目定作《與朱曼君及叔兄致袁慰亭函》，也是以張謇為首的。

1926年張謇去世，同年10月10日《申報》上刊登了這封信，標題卻作《朱曼君、張叔儼、張季直致袁世凱書》，改成以朱銘盤領首，想來有其原因。到了1934年鄭肇經為舅父朱銘盤刊印《桂之華軒遺集》，不僅將這封信作為朱氏文集的補遺，更在卷首影印了朱氏手書此信的墨跡，以及諸名家關于此墨跡的題詠。其中韓國鈞的題跋云：“此朱曼君先生與袁項城絕交書也，人事輪轉，卒獲藏守，幸矣。袁亦一時之雄，獨以軼世才難為人下，誠有負吳壯武耳。當日同處一幕，未嘗一時之盛，惜乎其交不終。昔南陽宗士林薄曹孟德而不與交，曰松柏之志猶存，曼君其歲寒之松柏哉？書中張季直昆季皆列名，張刻曼君集，獨遺是書，其豈為袁氏諱歟？四十年一剎那，近今披露于世，其亦曼君之幸、袁氏之不幸耶？”

觀韓國鈞所題，他是明確認定信的執筆者為朱銘盤，而張氏兄弟只不過是列名而已。這個斷定影響頗大，如管勁丞先生也有文說“信是朱銘盤的手筆，張謇因為一同具名，《九錄》里也照錄”云云。直到現今，還有一些學者沿用這個看法。

韓國鈞對張謇當年刻朱銘盤詩文集未收那絕交信，懷疑是有意為袁世凱諱避。這話看似有理，但細想還有可商榷處。自從光緒十九年(1893年)朱銘盤病逝于金州，繼室趙氏將其遺稿帶回，此后趙氏挈孤子投依張謇和范當世，張謇則把朱銘盤的詩文陸續交由翰墨林印書局印行。文集印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名稱雖為《桂之華軒文集》，但張謇所題扉頁卻是“桂之華軒駢文”，而事實上該集所收錄者都是清一色的駢文。以此來看，即使認為絕交書為朱銘盤所作，以文體論，也是不合編入的，所以談不上什么諱避，盡管其時張謇與袁世凱已恢復了交往。

其實，單憑朱銘盤的那個手跡就斷定他是執筆者，這還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墨跡并不是致袁世凱的原信，這從信末沒有署時和具名就可以看出，所以那個墨跡只是一份朱銘盤的錄寫件。至于朱銘盤何時、為何錄寫此信，可惜已無從知曉。

最能說明此信執筆者的證據，來自于張謇的日記。196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張謇日記》，在其第一冊的最末，也就是光緒十年末的余頁上，有張謇幾封信的底稿。雖然字跡潦草、刪改痕跡累累，難以遽讀，但仔細辨認，其中那署著《與袁慰廷》的一篇，赫然就是這封絕交信！再看張謇本年五月十一日所記：“寫與慰廷訊。慰廷向驕恣，至此益甚，故移書切責之。”有具體日期，有底稿明證，說張謇是絕交書的執筆者，就應該無可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