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命馬戛爾尼使團正式出使中國，目的是通過與清朝最高當局談判，擴大對華貿易，同時搜集中國情報，估計中國的國力。談判內容是七個請求：

1.要求簽訂正式條約：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廣州之中一地或數地為貿易口岸。

2.允許英國商人比照俄國之例在北京設一倉庫以收貯發賣貨物，在北京設立常設使館。

3.允許英國在舟山附近一島嶼修建設施，作存貨及商人居住。

4.允許選擇廣州城附近一處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許澳門英商自由出入廣東。

5.允許英國商船出入廣州與澳門水道并能減免貨物課稅。

6.允許廣東及其他貿易港公表稅率，不得隨意亂收雜費。

7.允許英國圣公會教士到中國傳教。

結果，馬戛爾尼一行在中國遭到了中國官員的戲謔和捉弄——盡管這些戲謔和捉弄是無心的，馬戛爾尼們還是感受到了巨大的恥辱。

他們先是被指定為來天朝進貢貢物的外國使者，被冠以“貢使”之名，后來又被強行要求在中國皇帝之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被乾隆皇帝遣返回國之時，乾隆皇帝還居高臨下地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下了一道諭旨(該道諭旨原文附本文之后)，大意如下：

奉天承運大皇帝特別告知英吉利國王：

朕欣賞你雖遠在重洋，卻傾心向往天朝制度、渴望得到天朝教化，從而不遠萬里派使者恭恭敬敬上表，備足了禮物給朕拜壽，這種行為已經足夠表達了你們的忠心。朕翻閱了表文，表文中的詞句情真意切，國王的恭順之誠意躍然紙上，很是值得表揚。所有奉表上貢的正副使臣，念他們是奉你使命遠涉重洋，朕以禮相待并格外施恩。朕令大臣帶他們去參觀瞻仰天朝文明，賜他們以豐盛宴席，并接連給他們賞賜，以示安撫。(同來天津)已經回到寧波珠山的六百多名管船役使，雖然沒能到京，朕一視同仁，均賞厚禮，使得大家能普沾恩惠。

至于國王你在表章中懇請朕準許你派一人久居我天朝，照管你國的買賣，這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愿意來天國當差的，都準其來京;但來了以后，就要穿我天朝服飾，遵我天朝規矩，安置在朝堂之內，永遠不準再回本國。這是我天朝的定制，想必國王你是知道的。今天國王你請求朕準派一人居住在京城，即使此人不像在京當差的西洋人那樣從此不回本國，朕也不能任由其自由往來和自由聯絡，所以說，這事對你們并無所益。

天朝所管的地方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其衣食行住都得遵守一定體制，從來沒有聽其自便的先例。今天你若硬要派人來京城，來人與天朝言語不通，服飾殊異，朕實在無從安置。若將來人與在京當差的西洋人同等看待，命令他們一律改變服飾，天朝又不愿強人所難。

將心比己，如我天朝也要派人常住你國，恐怕你們國家也不能接受吧？何況西洋國家這么多，又不止你一國，如果都像國王你這樣來懇請朕，都要派人留京，朕豈能一一答應？這件事斷斷難準。朕不可能因為國王你一人之請，而更改天朝百多年的法度。

至于國王你說派人來京城是為了照料買賣，那么，你的國人在澳門照料買賣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天朝對這些人一直以禮相待，恩視有加。象從前葡萄牙、意大利等國也曾經屢次遣使來朝以“照料買賣”為名請朕關照。天朝看在他們真誠的份上，就多加體恤。凡遇到這些國家貿易方面事務，無不照料備至。前次廣東商人吳昭平有拖欠洋船銀兩之事，朕還親自過問，命管事總督從官庫中支用銀兩代為清還，并將拖欠者重重治罪。想必這件事你們國家也應該知道。放心吧，你們的買賣有我們在照料著，根本沒有必要派人留京，更沒有必要為此事要讓朕做出斷不可行的越例之舉！何況你們派人駐在京城，京城距離澳門貿易處差不多有一萬里，他又怎么照料得到呢？

如果說，派人來天朝的另一個原因是仰慕天朝文化，讓他可以在天朝學習天朝的禮儀道德文明，可是天朝的禮法與你國是不相同的，就算他肯學，也因為你國已有不同于天朝的風俗制而不能效法，所以說，學會了也沒什么用處。

天朝撫有四海，朕的心思都放在勵精圖治之上，對奇珍異寶并不看重。你國王這次進貢了各種貨物，朕念你一片誠心誠意，就讓管事部門收納了。其實天朝德威遠澤宇內，千邦萬國爭著搶著要給天朝進貢寶物，各種各樣的貴重物品通過水陸渠道云集中國，可謂無所不有。這些，你的使者應該親眼見到了。也就是說，我國從不稀罕奇巧之物，對你國的貨物也無特別需求，是以你所請求派人留京一事，既與天朝制度不合，朕更覺得對你們沒有實際好處。

朕通過這道諭旨把話都挑明了，現在令讓你國使者(馬戛爾尼)按照安排回國，國王你應當認真領會朕的心思，對天朝要更加誠信歸附，并立誓永遠恭順，朕的恩義就能長長久久地施加給你的國民，讓大家共享天朝太平之福。

除了正副使臣以下的各官及翻譯官、士兵、仆役人等，朕都按其等級另有清單賞給各種物件。

現在使者(馬戛爾尼)啟程歸國，朕又特頒敕令，除了按常規儀禮賞賜給你文綺珍物外，再加賜彩緞羅綺、文玩器具等諸類珠寶，均附有清單。

皇恩浩蕩，全都是朕對你們的關懷。特發諭旨。

“馬戛爾尼訪華”事件原本是一件可以改變中國進程的大事件，可是，清廷政府就這樣白白地錯失了這樣一次與先進文明、先進技術交流和對話的機會。

法國史學家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由此不無遺憾地說：“如果那個早于別國幾個世紀發明了印刷與造紙，指南針與舵、炸藥與火器的國家，同那個馴服了蒸汽并即將駕馭電力的國家把它們的發現結合起來，那么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必將使雙方都取得飛速的進步，那將是一場什么樣的革命呀！”

由于文明的區隔，由于制度的差異，更由于統治者的愚昧、腐敗與自大，歷史走向了反面，中英兩國從1840年起，開始了長達百年血與火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