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慶歷年間，諫官王素聽朝內外有人謠傳說，武將王德用向皇帝進獻了幾個美女，竟然被宋仁宗“笑納”。王素也不去調查核實，立即在朝會上就此事批評宋仁宗耽于美色。宋仁宗頗不高興地說：“這是內宮的事情，你從何得知？”王素說：“我是諫官，規諫乃職責所在，哪怕是對于風聞之事，也可知無不言。陛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必追問從何得知呢？”宋仁宗聽后，呵呵一笑說：“確有其事，幾位美女在朕左右，頗為親近，難道有什么問題嗎？”王素急忙回答說：“倘若疏遠，倒也無妨。我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擔心陛下與她們過于親近啊。”宋仁宗聽了王素的話，忽然有所醒悟，吩咐近侍，對王德用進獻的美女，每人打發300貫錢，立刻把她們遣散出宮。晏建懷

可以看出，王素規諫皇帝，不過是道聽途說的謠言罷了，王素既不核實，又不隱諱，還直截了當向皇帝提出批評，要求糾正，難道王素膽大包天？其實，并非王素的膽子就真的那么大，王素這么做，不過是執行了宋朝的一項監察制度——“風聞言事”制度而已。宋朝為廣開言路，實現規諫皇帝、糾察百官的目的，吸收了歷代優秀的監察制度，允許言官“風聞言事”。正如王安石所說：“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此是許風聞言事。”他人規諫或彈劾，不實者將獲罪;而言官即使失實，也不追責，不用擔心秋后算賬。言官沒有后顧之憂，他們的批評、意見便如雪片一樣飛向了皇帝的案頭，謠言在這種時候由民間進入了廟堂，由耳語變成了文字，既能“正人主”，又能“繩百僚”，上上下下聞之色變。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民間紛傳宮中重金“雇傭奶媽”。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奇怪了，皇帝才14歲，還未娶皇后，雇奶媽做什么？他猜想可能是以雇奶媽之名，行搜美女之實，便上了一道奏章，并在朝會上對“垂簾聽政”的高太后和宋哲宗說：“陛下正當年少，沒有娶后卻親近女色，這是天下不幸。希望太后保佑陛下身體，為祖宗社稷著想，清閑之余，引導陛下多研讀經史，讓博學的大臣教他古今治亂要義，努力增加學問，不要沉迷輕浮之好。”一番話說得宋哲宗慚愧地低下了頭。高太后見狀，趕緊打圓場說：“這是謠言，這是謠言，不要輕信謠言。”盡管此番對皇帝的規諫被高太后暫時圓了過去，但對于言官提出的意見，作為當權者的高太后，依然不能等閑視之。第二天，高太后便把宰相呂大防找來，希望他做做劉安世的工作，讓他別再拿謠言說事了。誰知，呂大防卻以“宰相不能私見言官”為由，搪塞了過去。無奈之下，高太后只好在自己和孫皇帝身上糾錯，從此，宮中再也沒發生過“雇傭奶媽”的荒唐事了。

蘇東坡曾經向宋神宗上過一書，其中有幾句話談到了這種監察制度，大意是說：“祖宗委任諫官御史，從未因他們說話不當而給予重處。縱然偶有薄責，隨即也會越級提升。允許他們風聞言事，而不必在規諫皇帝、彈劾大臣時察言觀色。往往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這一段話，基本代表了宋代“風聞言事”制度的特點和效果，既然皇帝和宰相都能認錯追責，其余百官自不待言。倘要別人不信謠、不傳謠，唯有謹言慎行，勤政廉潔。

所以，謠言止于智者，也止于良好的制度。試想，朝廷專門祿養一批官員，以挑剔皇帝和百官的毛病為職業，挑剔越多，業績越好，而且無須擔心打擊報復，這種架構下，誰還敢以身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