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初在中國傳播的時候，人們出家大抵是偶然且容易的，對于如何出家沒有具體的規定，只要“投師允可”就行。只是那時出家的可都不是普通人。慧皎《高僧傳》中記載的高僧大德，出身大多是極好的，有的是王子，有的是家世國相，有的是家世大富，有的是家世英儒，如此種種。

到了北宋，普通人想出個家可就沒那么容易了，有許多條條框框的規定要滿足。這時佛教已被納入北宋政府日益嚴密的行政管理之中，“佛制”越來越受到“王法”的干預。

高僧的啟示：出家要趁早

從北宋以前的僧人傳記來看，那些在僧傳中留名的僧人，絕大多數都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出家了，大概是十歲左右。在“佛制”中，長期以來并沒有規定人們什么時候可以出家。寺院在古代一直也作為佛學教育機構而存在，里面生活著很多兒童少年。他們最初在寺院是帶發修行的，佛教中對他們有特別的稱謂，比如童子、行者、長發、沙彌。

“童子”這一稱呼，北宋的道誠法師在其《釋氏要覽》中解釋說，根據《大智度論》中的說法，從修為來看，從初發心斷淫欲乃至菩提，都叫童子。而若以年齡記，則“自七歲至十五皆稱童子”。另外，佛門中還有“行者”的稱謂，就是指能修行的人，而“凡年十六歲以上應呼行者”。道誠法師的解釋是，“男生八歲毀齒，十六陽氣全，以其有意樂信忍，修凈梵行故”。后來又有把童子、行者合起來稱呼的“童行”一詞。

這些在寺院中生活的兒童和青少年，他們還處在修行的初級階段，大多并不剃發。而一旦剃發則須受十戒，落發之后就可以稱為“沙彌”了。關于剃發年齡，在《僧祈律》中有規定，“佛制，年不滿十五，不應作沙彌。”但“沙彌”這一稱謂一般來說包含童子，這在佛經中是有典故的。在迦維衛國，阿難的故鄉有兩個被遺棄的兒童，被阿難收養了。佛問阿難，為什么不讓他們出家，阿難回答說，佛制不允許。于是佛又問，那這兩個小孩能夠驅趕偷吃食物的禽鳥嗎？阿難說，能夠。于是佛就說，那就讓他們當“驅烏沙彌”吧。所以，后來在佛制中，七歲至十三歲的出家小孩，也可以稱作驅烏沙彌。而年齡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則稱“應法沙彌”。二十歲以上的，則可在沙彌前冠以他的名字來稱呼。

另外，佛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年齡規定，即可以受具足戒的年齡。所謂具足戒，簡稱具戒，是指比丘（尼）所應受持的戒律，依戒法規定，具足戒分為六大類，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三百五十條，和上文沙彌所受的十戒相比，要復雜完備得多，所以稱具足戒。只有受持具足戒以后，才能正式取得比丘（尼）的資格。而受具足戒的條件也是十分嚴苛的，需要“身體強健，諸根具足，無有聾盲等眾患，身器清凈，無有邊罪、犯比丘尼、賊住等雜過，具出家之相，剃除須發，披著袈裟，已受沙彌（尼）戒，且年齡已滿二十歲而未逾七十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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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奇葩規定：滿二十才能出家

本來，出不出家是個人人生道路的選擇，按照佛制的規定，只要有寺院有老師愿意接收，就可以出家了。那時候，寺院中的師父會向想出家的人介紹寺里的情況，要問“一食一住，少食少飲，多覺少眠。汝能否？”如果回答“能”，就可以收入門了。但是，隨著佛教勢力的不斷壯大增強，當出家之路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以致和世俗之路爭奪人口資源的時候，必然會影響到世俗社會的運行秩序，所以佛教團體的內部管理也不得不受到政府的管控。據《唐會要》記載，自唐代武則天延載元年（694）開始，天下僧尼就歸于祠部管理，到了天寶六年（747）規定，佛門中度僧尼，“令祠部給牒”，也就是說，成為僧人需要國家頒發職業資格證了。當然，在“王法”最初干預“佛制”的時候，基本上還是遵循“佛制”的傳統，“王法”只是在“佛制”規定的關節處給予官方的認可，并不特別影響佛教內部的管理秩序。

直到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從詔令的規定來看，當時的“王法”和“佛制”也基本還是相符合的。據《宋會要輯稿》所載：“行者、童子、長發等，今后實年十歲，取逐處綱維、寺主結罪委保，委是正身，方得系帳。仍須定法名申官，不得將小名供報。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許剃度受戒。”在這段材料中，“系帳”的意思，就是國家把戶籍轉到佛教系統，也就是將戶口歸入佛教系統內計數，那么出家人也就免除了世俗的賦稅和勞役。這一規定，相比于以前佛制中七歲即可出家、十五歲可受沙彌戒的規定，盡管在年齡要求上統一延后了三年，但并不至于離譜。

但是到了天圣八年（1030），北宋政府頒布律令，規定“應男子愿出家為僧道者，限年二十已上，方得為童行。”這一規定和佛制就相去甚遠了。規定一出，想必在佛教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從十歲左右就出家開始學習佛學，和從二十歲以后才可以開始學佛，對于僧人的教育培養過程來說，必然會產生質的影響。當時有位禪僧契嵩在給仁宗皇帝的上書中，就表達了對這一規定的強烈不滿，疾呼：“其人年未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他認為，二十歲才開始誦經學習，即使資質聰明，專心誦一經，也需要三四年時間才能成。如果資質暗鈍，那么學習時間需要更長。而且學習完規定課程也不一定一次就能通過考試。所以，等他們可以受戒為僧，可能就都三四十歲了。而如果要受具足戒，還需要學習更多佛學內容，恐怕對于上了年紀的人來說，都會學得很辛苦且難成大器。所以，如果從二十歲才出家開始學習，就太晚了。

但是，整體而言，北宋王朝的政令在民間是能夠得到落實的，年滿二十方能出家的規定一出，必然會使人們的出家之路受到很大的影響。盡管我們從后世的僧傳資料中，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僧人在二十以前就出家了，但這些現象可以從兩方面得到解釋。一方面，正如游彪先生在《宋代有關僧尼的法條初探》一文中所指出的，“宋朝政府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法條限制出家的資格，但在民間，無論是自愿的還是被迫的，抑或其他原因，違規出家的現象是根本無法禁止的。”另一方面，我們要知道，能夠留下僧傳記載的，只是一個時代的少數僧人，可以說是僧人群體中成器的佼佼者，而在整個佛教團體中，更多的則是庸庸碌碌默默無名的普通僧人。所以，留下僧傳的僧人大多早年就出家，反而可以說明，二十以后才出家確實難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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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和犯罪分子不能出家

除了年齡，北宋政府對于出家的資格限制還有很多細致的規定。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三月，“詔祖父母、父母在，別無子息侍養，不得出家。”“其志愿出家者，并取祖父母、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問同居尊長處分，其師主須得聽許文字，方得容受。”到了天圣五年（1027），國家規定的出家程序就更加繁瑣了：“乞自今欲出家者，須父母、骨肉舍施，委本院保明行止，申所屬州軍長吏呈驗。仍須親知三、二人委保無過犯，委是尊親聽許，即官給公憑，然后得收名入帳……其實無骨肉者，亦召三、二人保明，出給公憑，方得收充行者。”由此可見，如果祖父母、父母無人贍養，那是不能出家的。也就是說，獨生子沒有出家的可能性。這其實也限制了大部分普通人的出家資格。因為根據宋代的戶口統計，平均每戶的男丁數為1.42-2.57人（吳松弟《中國人口史》），再加上宋型家庭普遍的“三代五口”結構（邢鐵《宋代家庭研究》），可以說，在平民階層的普通家庭中，沒有贍養義務的子女是少數。所以在北宋，大多數人并沒有選擇出家道路的自由，而是需要本本分分地過世俗生活，完成儒家孝道。

那么，出家之路的吸引力何在？為什么會出現僧尼數量偽濫的現象，使得政府不得不加以越來越嚴密的管控？首先，它對懶漢有吸引力。普通百姓一旦脫離世俗的戶籍，進入佛教的帳籍，就不用參與社會生產了，同時可以免除世俗的賦稅和勞役。在門外人看來，念經打坐可比耕田勞作要輕松很多。但其實，真的要學佛，又談何容易。不過對于普通人來說，如果胸無大志，只是想在佛門中混日子，那可能出家真是比過世俗生活要輕松一些。但是，如果太多的人不過正常的日子，社會秩序就亂了。所以，政府才會對出家的資格有嚴格的規定。對于違令出家的人，也會有嚴厲的處罰。令文規定，“諸違令為童行者，杖一百，仍改正；本師知情，與同罪；主首知情，杖六十。”“童行、長發候祠部，方許剃發為沙彌。如私剃者，勒還俗。本師主徒二年，三綱、知事僧尼杖八十，并勒還俗。”

此外，佛門的出世性質，還對在世俗中受到困厄的人有著吸引力。天禧二年的詔令還規定，“刑責、奸細、惡黨、山林亡命賊徒負罪潛竄，及曾在軍帶瑕痕者，并不得出家。”由此可見，佛門還是社會上的不法之徒逃避世俗追究的容身之處。正如《水滸傳》中的魯智深，犯下命案之后就逃入寺院。如果國家無法有效管控這類人，其實是國家的失職。盡管佛法度一切有緣人，但是，從佛教自身的發展來看，讓越來越多的懶漢和不法之徒混入佛門，恐怕也是真正的佛門子弟不愿意看到的吧。他們何嘗不希望吸納聰明睿智、精進佛法的善根善種來繼承和弘揚佛的事業。所以，北宋政府明文規定犯罪分子、軍人不得借出家來逃避刑罰，想必佛教界也是欣然接受的，因為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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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傳入中國，最初在貴族階層中流行傳播，依托于貴族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力，靠著佛教中的“三寶”——佛寶、法寶和僧寶的相互支持，形成了一套“佛制”，維系佛教在中國兩三百年的持續發展，到唐代達到頂峰。可以說，佛教團體幾乎是一種自治的社會組織。但是隨著中唐以后的權力動蕩，佛教的自治傳統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佛教自身的發展和大時代一起，走上了世俗化與平民化的發展運途。于是，等到宋初社會逐漸安定下來，被佛教所吸納的人，他們的出家動機越來越摻雜現實的利益考量。與此同時，“佛制”也就越來越逃不開“王法”了。（來自澎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