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歷朝歷代的起義軍不同。在宋朝，盜賊更像是一種職業，而起義軍普遍缺乏進取心。

這是一個特殊的朝代。在地域上與遼、金、西夏等國并列，并不斷受到周邊國家的侵略和騷擾。在內政上推崇儒家思想，奉行以德治天下。宋家天子，大多文采風流，而尤以宋徽宗為其中翹楚，書畫更是卓爾成家。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連盜賊們似乎也變得斯文起來。不知道，這是受了老子“盜亦有道”的深刻影響，還是受了儒家思想的潛移默化，所有起義隊伍無論動靜多么浩大，最終無一不是偃旗息鼓，或受招安，或當順民。

按說，宋朝的起義軍應是不少，但沒有一支義軍能像以前或是以后的義軍那樣，開天辟地，開創未來。大多數情況下，各路義軍好像都是以盜寇的面目出現的，既師出無名，也得不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或許，他們只是把這種行為當做了一種特殊的職業，而不是遠大的理想。

方臘似乎不錯，還在江南做起了皇帝。但這個皇帝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有氣魄，自始至終都占據在具有地利優勢的老巢中，坐享安樂，再無擴大戰果的想法。所屬大軍除了看家護院之外，從來沒有向北挪動過半步。或許此人在想，不要把朝廷惹急了，在自己掌控的小天地里快活一天算一天吧。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樣的日子雖說舒服自在，但終究不能長久，等朝廷大軍一到，也就土崩瓦解了。

宋江與此略有區別，雖數次打敗朝廷，卻從來都沒想著要趁勢奪取天下(在潛意識里，有時還比不上李逵)，而只是把打敗官軍作為將來談判的資本和砝碼。于是，一面殺氣騰騰地攻城略地，又一面矮下身子乞求招安，上趕著要投靠朝廷，效忠皇帝。這種心態和思路決定了，宋江及其團隊的發展始終都是有限的。

對此，很多人都不甚理解，罵他是投降派，是出賣兄弟的殉葬者。實際上，這不能完全歸罪于宋頭領的卑躬屈膝、厚顏無恥。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如果不接受招安，宋江及其團隊也找不到一條光明的道路。揭竿而起，嘯聚山林，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宋江不做頭領的時候，也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一旦把自己推到風口浪尖，想法自然就不一樣了。最讓宋江內心不安的，當然就是歷史和社會的口誅筆伐了，這也是宋江最不能接受的。

這是因為宋朝，儒家思想已經發展到了空前絕后的程度，忠君報國的思想觀念經過宋家王朝的不斷拔高，已在老百姓的心中根深蒂固，什么“封妻蔭子”、“光宗耀祖”之類的，都成為那個時代的烙印和追求。這種觀念，很自然的影響了整個時代。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宋江，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單看在梁山水寨前豎起的那面大旗，就足以看出宋江對大宋朝廷的死心塌地。先是要“替天行道”，后來又把辦公場所改為“忠義堂”，言意之下就是，無論現在如何，最終還是要效忠朝廷的。想法當然是不錯，既能擺脫樹大招風的拖累，也能為弟兄們找個好的歸宿，可以說兩全其美。問題是皇帝老兒不這么想，也不會買你的帳。你還“替天行道”，老趙家的天還用你姓宋的替嗎？不說別的，就看宋徽宗在“睿思殿”中屏風后面御書的四大寇首姓名，就足以見得宋徽宗對盜賊的痛恨與憂慮。

與方臘、宋江相比，田虎、王慶動靜要小一些，山頭也不大，還不會讓宋徽宗過于擔心。倒是宋江和方臘，將一個開封府夾在中間，讓宋徽宗很不好受。但盡管如此，這四大賊首卻也并沒有想象的那樣，讓宋家王朝動搖根基。或許還是那個原因，一方面來自傳統思想的束縛，沒人去考慮應不應該推翻這個政權，另一個原因就是這些頭領們根本就胸無大志。按說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也都是義軍，應該有個統一戰線。

但事實卻是，平日里這四路義軍并不怎么聯系，不能說水火不相容，至少也算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如此看來，原因就只能是，這四股力量從來就沒有過推翻北宋王朝的念頭，有的只是安于現狀，貪圖享受，甚至是率性而為。故而，宋徽宗雖然也常為四大賊首頭疼，但終究是無關大礙，你繼續當你的盜賊，我還搞我的書畫藝術。

這種局面，貫穿了整個宋家王朝的始終。即便如后來的王小波、王善、鐘相、楊幺等人的起義也是這樣，除了打家劫舍，為患一方，并不見有多少義舉。朝廷看著心煩，老百姓也不怎么認可。往往大軍一到，也就做鳥獸散了。

倒是后來，周邊崛起。大金國不斷進犯，才讓宋家王朝從此沒有了喘息的機會。

靖康驚變，宋室南遷。飄搖不定的南宋王朝最終被蒙古鐵蹄卷入了歷史的滾滾煙云之中。就在宋朝頂禮膜拜孔圣人的大體制下，那個不懂書畫的成吉思汗，已在北方成就了不世偉業。人家或許不知道孔先生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盜亦有道。但人家懂得，真刀真槍搶來地盤才是真的。

沒有了負累，行動起來也就無所顧忌了。終于，蒙古鐵蹄橫掃天下，宋亡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