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武的唐太宗親手締造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可是他親手精心培養的繼承人卻令他大失所望。昔日追隨他打天下的寒士們，也不具備擔負起匡扶李唐的力量。隨著保守派大臣占據主動，年幼的李治被推向前臺。無奈之下，唐太宗改立李治為太子，正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唐太宗即位不久，立長子李承乾為皇子，時年八歲。為了培養李承乾，唐太宗可謂煞費苦心，不遺余力。李世民首先選擇年高望重的李綱為太子少師。李綱的教育內容大體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為主，師教嚴肅。“每談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當時年幼的承乾未嘗“不聳然禮敬。”唐太宗對承乾虛心接受師教，最初是滿意的。然而，承乾生于深宮大內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成人以后缺乏乃父那樣弓刀躍馬，千里馳騁，接觸民間，目睹社會動亂、民生疾苦的閱歷，故而目光短淺、識不及遠。”及長，好聲色，漫游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跡。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與群小廨下。而且承乾想方設法閉拒宮城的進諫規勸。當唐太宗發現了承乾的某些劣跡后，并沒有放棄對他的期望與培養。

貞觀五年六月，太子少師李綱病逝，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右庶子于志寧、李百藥的肩上。李百藥針對承乾頗為留心典籍及愛好嬉戲的特點，寫了一篇《贊道賦》，以古來儲君成敗之事來諷諫承乾。唐太宗對此十分賞識，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于志寧、李百藥只好灰心離職。

唐太宗考慮到李承乾雖有過失，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認為只要有名師的指點，總可匡正果實。于是又無色了中書侍郎杜正倫為太子右庶子。杜正倫曾為秦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以不畏觸犯逆鱗而聞名朝野，唐太宗起用杜正倫的用意在于“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設身處地為承乾著想的用心可謂良苦。這時，承乾腳上患病，不能朝謁，失去了太宗對他教誡、監督的直接機會。于是群小之輩乘虛而入，引誘這個“好聲色”的太子走上了“奢縱日甚”的浪蕩歪道。對于杜正倫的規諫，他全不理睬。杜正倫因而采取了從正面誘導的方針，著力彌補承乾“不聞愛賢好善”的缺陷。但是屢次開到都沒有奏效，最后只得彈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囑來威懾他，冀其震懼，改過自新。但承乾作表奏聞，太宗難堪，只得遷怒與杜正倫，貶為州官，以示懲罰。經此一波三折之后，唐太宗還未完全失去對承乾的希望，又選定當代宿儒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穎達堅守諫職，“每犯顏進諫”，面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認為措辭過重，孔穎達不為所脅，反而“諫諍愈切”，并借撰《孝經義疏》之機，“因文見義，愈廣規諫之道。”太宗聞訊后，深為嘉納，賜孔穎達帛百匹、黃金十斤。可是承乾還是無動于衷，唐太宗只得另尋名師。貞觀十二年，遷孔穎達為國子祭酒，遂命著名諫臣張玄素為太子右庶子。

面對太子不肖的現實，唐太宗一直沒有放棄李承乾，但他的心情卻時而有所動搖。這也難怪，因為皇儲的問題歷來都是封建皇帝德的政治難題。大約從貞觀十年起，唐太宗開始表露過廢立太子之意，這給子嗣和大臣們留下了廣闊的想象和行動空間。其中，最有競爭力的當屬魏王泰及其僚屬。

李泰是長孫皇后的次子，是承乾的胞弟，貞觀十年，徙封魏王。李泰幼時聰敏絕倫，稍長善作詩文，成人后愛好經籍、輿地之學，深得太宗歡心，由此得寵。李泰的得寵與承乾的失寵大體上是同時發生、交互消長的。而唐太宗對麗臺也是有意心許，并對之偏袒。貞觀十年二月，唐太宗“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李泰手下文人心領神會太宗的默示，便由司馬蘇帽出面，“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于是，李泰奏請撰著《括地志》，物色著作郎曉得眼等四人撰寫。由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經費充裕、待遇優厚。“士又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籍，門若市然，”這位李泰奪嫡打響了第一炮。

貞觀十四年正月，唐太宗臨幸魏王泰宅邸，赦免雍州牧長安縣囚徒死刑以下罪犯，免延康里當年租賦，賜泰輔料及同里老人各有差等，這是一種特殊的恩寵。四年前，李泰生母長孫皇后身患重病，承乾建議赦免囚徒以祈求福慶，唐太宗沒有照辦。此時此刻，唐太宗卻為愛子特別開恩。他的這種做法已經逾越了禮制，但他卻不以為然。

唐太宗對魏王的寵愛是很明顯的，但他無法在嫡子繼承制與自己的心意之間作出割舍。然而，自貞觀十年至貞觀十六年以來，從唐太宗對魏王泰有意偏袒并著力扶持他的實際行動上來看，唐太宗是有意讓魏王泰再合適的機會到來時成為儲君的。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唐太宗親手射殺了自己的大哥李建成，在血泊中登上太子之位。兩個月后，唐太宗即位。貞觀元年，唐太宗依定制立長子李承乾為太子。當時，太宗諸子還小，他也不可能仔細考察每個皇子的德行。然而，隨著諸子成人并有了自身的巨大勢力后，矛盾沖突隨之顯現了出來。武德年間的故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重演。

自武德六年以來，在李建成的主持下，秦王李世民開始被逐次削奪統兵權。此時，東宮周圍也漸漸聚集了一批謀臣猛將，東宮借太子之位開始對秦王府形成彈壓之勢。當時年輕氣盛而性格剛烈的秦王自然不愿看到這種情況，因此常懷戒備之心并伺機反抗。在楊文干事變后，李世民開始認識到，父王始終是堅決挺立建成的，因此他把怨恨之心有太子建成擴大到了父王，這也大概是權力使然吧！后來的玄武門事變是一次十足的政治大冒險，但李世民僥幸成功了。失勢的李淵無奈地退位，轉由李世民執政。然而，李世民的怨恨之心并沒有因此而消除，他依然把流血沖突歸咎于父王的有意偏袒，并頗為自負地認為大哥李建成不具備儲君應有的德行卻枉居其位。誠然，勝利者是沒有錯誤的，只是唐太宗心里始終找不到平衡。即位以后的唐太宗就很少去看望退位的父王，這被很多人看作是“不孝”。可是，極為自尊的唐太宗又怎么肯向父王認錯，他又缺乏“掘地見母”的兩全條件，因此父子二人的心結久久無法釋懷。

十多年后，唐太宗開始面臨當初與父王近似的抉擇，立長還是立賢？他似乎開始理解父王當年的心情：依制——只能立長！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才華橫溢的魏王受到東宮的壓制，因為魏王有他自己年輕時的影子。那么，怎么理順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呢？或許這是一個未解之謎。糟糕的事情還在玄武門事變上，自己的這種流血政治會不會成為兒子們效仿的對象？這樣，他就更有理由寵愛并呵護魏王，以防止因為怨恨再次發生流血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