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畫了許多民居，城外農村的民房很簡樸，瓦房與茅屋相間;城郊則盡是瓦房;進入汴梁城，居民住宅就比較考究了，或庭院深深，或小樓聳立，多窗明幾凈。這也大體上反映了宋人居住條件的城鄉差別：農民住得差些，市民住得好些。總的來說，在城市，宋朝的磚瓦建筑比例應該是超過前代的。

有一位叫作成尋的日本僧人，北宋熙寧年間來到中國旅游，他看到，從錢塘江到杭州的湊口，“津屋皆瓦葺，樓門相交”，“河左右家皆瓦葺無隙，并造莊嚴”。杭州城內更是高樓林立了(三至五層高的多層建筑在宋代大都市已很常見了)，《夢粱錄》說：“臨安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有錢人家對住宅非常講究，明人筆記《菽園雜記》說：“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富貴之家，于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時登樓賞玩，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

但大城市人煙浩瀚，人多地少，房屋自住率不高，許多市民都得租房居住。北宋初年，甚至連宰相也是租房住的，仁宗朝宰相韓琦說：“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朱熹也說：“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 南宋的臨安居民，也多租房，“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賃居”。

宋代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個十分活躍的房屋租賃市場，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賃的人，基本上就衣食無憂了。司馬光說：“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宋人認為：“僦屋出錢，號曰‘癡錢’，故僦賃取直者，京師人指為‘錢井經商’。” 意思是說出租房子來錢太容易了。連政府也進軍房地產市場，在都城與各州設“樓店務”，負責官屋的出租，分割租賃市場這塊大蛋糕。

那么宋代的房租高不高呢？這得看城市、地段、房子大小。《夢粱錄》說臨安的“屋地錢俱分大中小三等錢”，不過沒有提供具體的數目。另據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價研究》，在北宋京師，一座住宅的租金大約每月數貫到數十貫。其他城市的房租則便宜得多，如濮州，地段好的房屋每間每日租金為一二百文，而“后街小巷閑慢房屋”，每日只需三五文錢。當時一名城市底層人的日收入，大概也有一百文左右。

宋政府對公共房屋租賃業有一條規定：“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租)。”即法律要求從租賃關系確立之后的第六日開始算租金，前五日免租金，因為租房者需要幾天時間用于搬家、清潔打掃之類。我覺得這是一條比較人性化的規定，照顧了租客的利益。

宋代也有“廉租房”。“樓店務”管理的官屋就是廉租房，北宋天禧元年(1017)，汴京“樓店務”共有23300 間公租屋，一年租金總收入為 140090 貫，可以算出來，一間公租屋的月租金約500 文。天圣三年(1025)，汴京“樓店務”經營的公租屋有 26100 間，年租金收入為 134629 貫，每月約 430 文。這個租金是低于市場上的私人出租屋市場價的。在南宋臨安，政府還經常減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頭也未收一文錢，比廉租房還廉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