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猶太人的發現和在華西方傳教士密不可分。1605年，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無意中結識中國猶太人艾田，發現了開封的猶太社團，這一發現隨即震驚了西方，成為長期學術研究的熱點。早在北宋時期，一批來自波斯的猶太人通過絲綢之路來到首都東京，即今天的開封。據史料記載，他們曾向北宋進貢西洋布，深得皇帝歡心，于是詔其“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也就是說，皇帝允許猶太人在中國自由居住、遷徙、就業、就學、參加科舉考試、參與土地買賣，既可以保持原來的宗教信仰，也可以與漢族通婚。

不僅如此，皇帝還賜予他們十七個漢人姓氏，其中主要有七個大姓：趙、艾、李、張、石、金、高，另包括源出張姓的章姓，總共八大家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姓氏與他們原來的猶太姓氏也有語音上的相似，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他們的個體身份，比如，“李”來自“列維(Levy)”，“石”來自“示巴(Sheba)”，“艾”來自“亞當(Adam)”，其中趙姓，則是中國宋代皇帝的賜姓。不要小看這些中文姓氏，它們極大地幫助這些猶太人融入中國社會。縱觀猶太流散兩千年歷史長河，這般自由友好的社會生活環境實屬少見，然而，自由寬容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他們在中國生活帶來了便利，另一方面對于他們自身團體的宗教凝聚力也形成了挑戰。

進入明代后，開封猶太社團進入鼎盛時期，已有500余戶猶太家庭，約四五千人的規模。他們能在中國使用漢語，與外族通婚，穿戴漢人服飾，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待人接物，參加科舉，自由就業，取得商業成功。甚至到清代，他們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做大官，比如開封猶太人趙承基，他曾任大梁道中軍守備，率兵駐汴，趙是至今有史可查官位最高的一位開封猶太人。1679年，他還出資修建過猶太會堂。

開封猶太會堂始建于1163年。1512年重修會堂時改名為尊崇道經寺，為避免與穆斯林清真寺混淆。1642年，開封城遭遇黃河決堤，猶太會堂被沖垮，散失許多經書。1663年再次重建會堂，又叫回清真寺，因為不想和道教混淆，此時，開封猶太社團總人口只剩下鼎盛期的一半。

進入17世紀后，開封猶太社團與外部猶太世界失去聯系，陷入孤立狀態。1679年由上面提到的趙大官人重修會堂。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也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開封再遇水災，會堂遭難。九年后，開封猶太社團的最后一位猶太教神職人員離世，開封猶太社區自此失傳希伯萊語，開封社區的猶太宗教生活和猶太身份識別暫時落下帷幕。

據記載，開封猶太人中甚至出了佛教徒，1866年有一位猶太后裔皈依佛門，法名本道。進入20世紀，上海猶太人試圖幫助開封猶太后裔恢復猶太傳統，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時的開封猶太社區連最基本的割禮習俗也不是在男嬰出生八日時執行。盡管還有極少數的開封猶太人解放后保存猶太文化習俗，比如七大姓中的石家在飲食上仍遵守猶太傳統的挑筋規定，逾越節時用毛筆沾雞血涂抹門楣，并用白水煮羊肉祭祀祖先，但大多數開封猶太人對于猶太教基本知識已經一無所知。

整個開封猶太社區在過去的一兩百年幾乎沒有舉行任何猶太傳統節日活動，而是像漢族一樣保持送神日、接神日、中元節、清明掃墓、祭祖等風俗。開封猶太社區的最近的一次逾越節還是在2014年，這也是消亡的開封猶太社區近200年來的第一次逾越節，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逾越節盛宴是在外來猶太組織的幫助干預下才得以舉行，其中的特色猶太菜也頗有中國風味，其中有豆腐竹筍湯、蒸魚和大盤的炸蔬菜蘸芥末醬。時至今日，原來猶太會堂所在地已經變為開封市第四人民醫院，會堂留下的唯一痕跡便是醫院鍋爐房里的古井。

中外學界對于開封猶太社區在華衰變有過激烈討論，至今仍有不少分歧。部分學者認為開封猶太社區在中國社會的消解與開封猶太人的通婚、科舉考試、中國寬容的宗教政策、中猶文化相似性等相關。與之不同的是，中國學者張倩紅教授認為開封猶太人同化的最根本動力來自猶太社團內部思想觀念上的轉變，即猶太人對猶太教信仰的逐步淡化和對儒教的深層次認同，并認為猶太教的儒化過程正是開封猶太人的同化過程。以色列學者伊愛蓮教授則認為開封猶太社區的消解恰恰表現了當時中國社會相容不同團體的能力仍然有限。

盡管學者們的觀點不一，但有一點總保持一致，即中國始終沒有出現西方傳統中的反猶主義。如何認定猶太人身份？散落全世界的猶太人后裔能否成功移民以色列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了解判定猶太人身份的基本標準，以及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最基本的習俗區別。